竹籬院內茉莉花

江芙美是我小學四、五年級時的同班同學。她家是一幢日式的木造平房，有一個相當寬廣的院落。因為房子在學校對面的小巷裡，我們下課以後或是不上學的日子，就喜歡到她家去玩。說是到她家去玩，其實也很少進她屋裡去。除了進去上廁所、洗手、喝水，大半時間都消磨在院子裡。那時我們一個一個都是天才發明家。隨手拈來一把落葉，或者捧幾粒小石子，就能變出各種把戲，就能笑呀叫呀，玩盡了長長的下午兼黃昏。芙美有一個小弟弟，那年幼稚園都還未上。當時我們十一、二歲但自以為已經長大。對那個講話還有一點【臭乳呆】的毛孩，我們嫌他【鎮】腳【鎮】手，常對他呼呼喝喝，他只能靜靜地站在一邊吧噠吧噠地眨著眼。

芙美的母親薄弱蒼白，天生一副老相。她的表情嚴肅，整天心事重重的樣子，好像從來沒見她笑過。初次見到她，我差點認錯她是芙美的【阿媽】。比起芙美的母親，她父親就顯得年青開朗多了。他長得瘦瘦高高，皮膚清白，很像從傳統戲劇裡走出來的文弱書生。他是牙科醫生。什麼時候看到他，他都套著一件寬長過膝的白色工作袍。他們家的玄關門邊，用木板搭出一間簡單的醫療室，門上釘著一塊小小的招牌，上邊只寫著「江齒科」簡單的三個字。

江醫師愛說話。他工作的時候手也忙，口也忙。從醫療室門前走過，常會聽到他對著「患者」開講。患者牙齒在遭受修理，張大嘴巴，卻有口難言，故只有聽話的份。江醫師一個人卻能滔滔不絕，大河長江一路流淌下去。斷斷續續地，總可以聽到「…國民黨統治，二二八…陳儀…蔣介石…」原來在談論政治。我在家裡也常聽到老爸與近親知友議論時勢，故也不覺什麼特別。倒是當我看到芙美的母親前腳進、後腳出地忙著打斷他先生的話題時，我還覺得她囉裡囉唆。 我聽過她這樣責備他： 「治療『嘴齒』就治療『嘴齒』嘛，講那麼多『閒仔話』要做什麼？」

每次遭到太太的責備，江醫師就會用溫和的口氣帶笑地反駁：
「講一講有什麼關係？『敢講』連一點言論的自由也無？日本殖民地統治時代也無這麼專制…。」 這些週而復始，毫無趣味的「鬥嘴鼓」對我說來，無非是夏日午後的西北雨，唏哩嘩啦一陣過後就雨過天青，那裡有絲毫能留在心上？院子裡，我們一群「查某囝仔」的最愛就是竹籬笆內角那一叢長得又青翠，又茂密的茉莉花。
數不盡也摘不完的茉莉花好像滿天星，在日光下閃著點點銀光。我們提著滿滿一裙襬剛摘下的茉莉花，坐在屋簷下的小竹凳上，用針線連綴成一串串清香四溢的花環。我們把花環戴在頭上，掛在胸前，自以為成了童話世界裡的小公主或是天上披著彩衣的仙女，在夢幻的天地間自在地飛翔。

那時候我們幾個小女孩都不太喜歡芙美的母親。十一、二歲「囡仔」的心情，愛憎全憑直覺。因為她不常笑，我們就全體「決定」她是在生氣。因為她很少跟我們說話，我們就「決定」她不喜歡我們。因為她手裡永遠拿著一塊抹布在屋裡東擦擦、西抹抹，我們就「決定」她嫌我們弄髒她的家具。我們也很少進她屋裡去。我們的遊樂世界只限於那方籬笆院落，特別是那一大叢開得「無暝無日」，天上的星星一樣的茉莉花。

只有一件事到現在還忘不了 芙美的母親不准我們用她家的廁所。有一天她把我們叫到面前對我們說出這樣的話：「你們這陣查某囡仔，那欲放屎尿著愛轉去你們e厝放，嘸通用我們的便所。」我們當場愣住。大家面面相覻，又【歹勢】又【受氣】，但不敢問她為什麼。自從她做了那麼嚴重又恐怖的宣布以後，我們還去芙美家的花園玩，但再也不能逗留太久。等到小便忍到不能再忍就要風駛電掣地跑回家。上初、高中時我迷上了武俠小說，每次看到書裡寫著「一柱香的工夫」的時候，我就會想到當年在芙美家時，計算時間用的是「一泡尿的工夫」，不覺就會大笑起來。

長大後回想起來才完全弄懂其中的原因。那個年代的日式宿舍建築，可以蹲踞的「便所」並無現代的排水系統。便所的通道下只放得下一個不算大的木桶。每天清理那桶方便之物，實在是一件吃力又齷齪的工作。而我們一群五六個人正屬於會吃會拉的年紀，看到我們進進出出沒完沒了的「方便」，由不得她不心驚肉跳。萬一，木桶滿溢出來，【代誌】就非常【大條】啦！

升上初中以後，因為考進了不同的學校，芙美家我就不那麼常去。就是去了，總還記住她母親「一泡尿」的約定而不敢留久。初二上完那年的暑假，我又到芙美家去了一次。她家已經面目全非。除了那叢茉莉花，庭院花草枯死了大半。她父親一向視如生命的蘭花棚好像颱風刮過，枯黃的斷枝殘葉散落一地，玄關門上「江齒科」的招牌已無蹤影。診療室門上貼一張白紙，上面潦草地寫著「暫停營業」。

芙美的母親看起來好像剛生過一場重病。斑白的頭髮凌亂地覆在前額頭，黃黃的臉色帶點浮腫，本來就不愛說話的嘴唇抿得更緊。她眼神癡呆，看了我一下，沒什麼表情也不打招呼，轉身就進了屋裡去。芙美也改變了許多。原來就扁長的腰身顯得更單薄，臉上佈滿了讓人一看就覺得不安的陰霾。我還來不及問是怎麼回事，芙美已先開口：
「我爸爸被人抓去了。」
「怎麼會這樣？什麼時候？」我感到自己的心「咚」地跳了一下，然後就急速地下滑。
「已經兩個多月。」
「是我們派出所的警察嗎？」我著急地問。
「我媽媽說他們是『便衣』。」
當年一提到「便衣」，不用解釋就足夠讓人頭冒冷汗、神經衰弱。
「可是你爸爸在家幫人補牙，很少出門，怎麼會惹來『便衣』？」
「我們最近才探聽出來，常來補牙的人中，有一個在特務機關做事。他檢舉我爸爸，說他常發表不當言論，煽動人心，為匪宣傳。」
「可也不能由他說了就抓，總得有什麼證據。」正迷上「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偵探小說的我，也已經知道抓人得有證據。
「那夜來的幾個人，在我們家翻箱倒櫃，到處弄得亂七八糟，問他們在找什麼？又不肯說，連爸爸的蘭花棚也不放過。」
「找到了什麼證據沒有？」我緊張地問。
「帶走了幾本書，一堆舊報紙，都是日文的，我也看不懂，舊報紙只認得四個字 ── 《朝日新聞》。」

我和芙美站在院子裡談了一會話。我問她以後怎麼辦？她說她也不知道。她唯一的希望是父親能趕快回來。芙美的爸爸畢竟沒能活著回來。等到她母親接到通知到監牢領人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具沒有知覺的軀殼，身邊只存幾件簡單的換洗衣物，沒有遺書，官方對死因隻字未提。我最後一次去看他們的時候，佈滿歲月滄桑的日式宿舍已換了新主人。芙美姊弟跟她母親三人如風中飛絮，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了蹤跡。

四十年過去了，現在每當我回想從前，芙美一家人的音容笑貌，已經像天邊的夕嵐晚照，顯得遙遠而不真確。倒是他們舊厝籬笆牆角那叢開成了滿天星斗的茉莉花，跨越了歲月的長河，兀自在我的舊夢深處，綻放著星般的輝芒。
〈一九九六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