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玩笑

1975年秋季開學，我應聘在休士頓一所公立高中創設中文課程（Mandarin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先後執教32年之後於2007年退休。每一個學年的開始，我總會要求新來的學生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選修中文？學生的答案五花八門，但其中總有幾個學生給我相同的反應：「父母逼我學，我不喜歡但沒辦法。」我告訴他們，有機會學習外國語言，一定要盡力而為，尤其是生長在具有該種語言環境的學生（家中長輩習慣用此種語言交談），更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學生不服氣，往往跟我嗆聲說：「我在美國長大，又不去中國或台灣，學中文有什麼用？」為了安撫軍心，我會告訴他們我自己親身的經歷～一個名叫「命運的玩笑」的故事。

   我讀初一那年，遇到了一個傳言當年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校花頭銜的清秀佳人，卻不知道如何教學的「英文老師」。開學第一天上課時，她先叫我們翻開課本，然後自己把二十六個字母輕輕唸過一遍，於是就確定我們已經聽懂並能全盤發音。接下來她就I am a boy. You are a girl， 按照課文咿咿啊啊繼續朗讀下去。整整一個星期，我只看到她塗著深紅色口紅的嘴唇一張一合，不知道她唸的是「什麼碗糕」，眼睛要跟隨的，是課文裡哪一段？每天上英文課的時段，我在教室裡感到如坐針氈，可又呼救無門。

「腳手肉pi~pi挫」地等待第一次月考的成績單。正如自己所料，成績單發放下來一看，英文科得到的分數是顯眼的「紅」字（不及格）。以後發憤圖強，死背硬記，成績雖然大有進步，但是對於英文的排斥心理從此種下了根苗。我們班裡患了「英文恐懼症」的同學不只我一個。初三畢業時，有好幾個同學放棄攻讀高中，改讀師範學校。她們倒不全是因為家境貧寒，讀師範可以住校領公費，或者畢業後分發執教的學校、工作有保障，而是因為對英文心生恐懼，故而產生了逃避的念頭。當年師範學校英文不是必修課。

我讀大學的年代，正遇上出國留學的狂潮。校園裡外流傳這樣一句話～「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拿到獎學金前往美國留學，是一件光耀門楣的大事。我升上大四的時候，班上的女同學絕大部分都開始忙著找教授寫推薦信，參加托福（TOEFL）考試，申請美國大學研究所。男同學（僑生除外）因為必得入伍服役，所以暫時按兵不動。只有我「老神在在」，以事不關己的態度，盡情享受大學生活最後一年的快樂時光。

暮春三月，杜鵑花開遍校園。有一天的課後黃昏，我安步當車在椰林大道四處遛達時，迎面遇到教「希臘神話」的教授。他是美國人，天主教神父。我們邊走邊談，他突然問我，別人都去找他寫推薦信，為什麼不見我的蹤影？我一向對Olympia 眾神的故鄉，及其絢爛多姿的神話有偏愛，對這門功課特別用心，故而得到甚高的分數。他大概把我視作「孺子可教」的好學生，故有此一問。

我笑著告訴他，我又不出國，要什麼推薦信？他聽完大為驚奇，開口又問我：「別人爭先恐後要出國，你怎麼不動心？」我說正因為大家爭相出國，總得有人留下來為自己的家鄉與社會做點事。他聽了非常感動，拍拍我的肩膀說：「對！對！妳說得很對。孩子，願上帝祝福妳。」

半個世紀過去了，但那幕與「希臘神話」教授在校園裡不期而遇，以及當時的談話內容與上帝的祝福，至今印象仍然十分深刻。除了他六呎四吋的超高體型，與長長的馬臉上濃濃的鬍鬚，酷似美國林肯（Abraham Lincoln ）總統之外，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只告訴他「半」個不想出國的理由。

另一半的理由是，自從初一那年被英語老師嚇到，月考拿到生平第一個（且是唯一）的「紅字」以後，我的英文能力一直沒能真正進入佳境。為了考試，只把作業、講義死活照背。後來七彎八拐，竟然進入外國語文學系就讀，其實對於英文（尤其是文法），一直都是「相看兩相厭，越學越心煩」。那時我已下定決心，大學一畢業，就與英文一刀兩斷，再無瓜葛。

我那時想到就立刻做到。六月中唱過驪歌，七月初就打包搬離女生宿舍返回高雄。九月開始在市郊一所初級中學教授中文（一般所謂「國語」）。閒暇之餘持續從事自己喜愛的文藝創作。接二連三的短篇小說與散文在報章、雜誌陸續發表，得到了某些成名作家的肯定與鼓勵，也獲得了所謂「年輕作家」薄薄的虛名。

兩年過後結了婚，為人妻又為人母，以為歲月的長河從此就這樣平靜、順暢地流淌下去，直至生命的暮年。那裡想得到呢？牽牽扯扯的人生遇合，最終還是把我拉扯到當初堅決不來的美洲大陸，一輩子還得與最不喜歡的英文「葛葛纏」，還得靠它出門打拼過生活。這番折騰，正好印證了一句千古名言～命運總愛跟人開玩笑。說是邪門也罷，不信還真不行。                   我用自己的人生故事來激勵學生，用意在於提醒他們，對於將來「不要去那裡」、「不要做什麼工作」，「哪一種學科更重要」、「哪一科不重要」，結論不要下得太早，更不要未盡全力就排斥放棄。十六、七歲的年紀，精力充沛，記憶力強，正該點燃求知的熱情，攤開學習的胸懷，多方接納並吸收各種學識與技藝，努力囤積智慧與資源的能量，來迎接人生不可預知的挑戰。往後的日子，不管風雪雨晴，終老於自己的家園或人在天涯，在成家立業的漫漫長路上，既使命運之神又想耍花招，與人開玩笑，也難有機可乘了。                                                                          （1997/2016/修訂）

                             

                                                           

光陰的故事

                               

       在我讀初、高中的那些年頭，正是白色恐怖方興未艾，捉拿匪諜，風聲鶴唳的時代。市區城郊凡有牆垣之處無不塗滿「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窩藏匪諜，與匪同罪」等叫人膽戰心驚的標語。儘管如此，在我清淡如水的初中歲月中，除了日出上學，日落回家，只有考試才是生命真正的威脅。期待著下課，盼望著假期才是生活的重心。一直到有一天，最受我們歡迎的歷史老師神祕地失蹤以後，恐懼不安的壓迫感才開始絲絲縷縷地織進了我心靈的毫纖中。

       歷史老師姓陳，原是跟隨國民黨政府流亡到台灣的大學生。他住在校內單身教員宿舍。他中等身材，臉上架一副銀框眼鏡，態度安靜斯文。他教歷史就像在講故事。他用不急不緩微沈的聲調講東晉淝水之戰謝安如何退敵，講三國諸葛亮火燒連環船。我們聽得入迷，巴不得每天只上歷史課。那一天，上課鐘聲響過，全班學生各就各位，等著陳老師進來講故事。陳老師沒有來，走進來的是教務主任。

      陳老師再也沒有回來。他有如天邊一片雲，大風吹過，轉眼消失了蹤跡。過了好幾天，我們才苦苦從一個老校工那兒探聽到陳老師的消息。他已在一個深夜裡被情治單位以匪諜的罪名逮捕。老校工無限唏噓地嘆了一口氣，然後似乎在自言自語～寧可誤殺一百，不肯錯放一人。唉！只怕進得去，再也出不來囉！陳老師被捕事件的夢魘慢慢地被時光的洪流沖淡之後的第三年，捉拿匪諜的恐怖劇又再度在我們的校園中演出，那次事件，我不但不再是個旁觀者，陰錯陽差地，竟然還被迫參與其事，變成了捕魚人釣竿上的魚餌……。

      我們班上的同學感情融洽，相處有如親姊妹。高三學年才開始，我們已深深地感到了離情依依。為了留下高中生活同窗共研的回憶，我們編寫了一本紀念冊。大家除了寫下臨別贈言，叮嚀後約，同時也把我們所喜愛，所憎惡的老師大名羅列其中。對於那些不受學生歡迎的老師，我們給取了好玩的外號，並對他們寫批評，開了些比較粗俗的玩笑。

      當時有一個我們非常信任，被公認為最開明，最同情學生的數學老師，不知從那兒得到消息，開口說想看看紀念冊。因為太信任他，一向把他視做「同黨」，而且他也信誓旦旦，絕不讓別的老師過目，所以我們不但給了他一本，而且是免費贈送。數學老師專程把我們的紀念冊送進了校長室。

一向沒有幽默感，官僚出身，官腔十足的校長看到了自己的外號「土公仔」時，就已經有點承受不住，等到再看到了半班學生對他批評的「壞話」，早已怒髮衝冠。校長給我們以「大刑侍候」：把取他外號的，說他壞話的，以及紀念冊的編寫委員，全部記「大過」處分。我們班上畢業全校第一名，榮獲保送台大的學生不幸也名列黑名單，遭到取消保送的資格。「佈告欄」上高高貼出了記過學生的芳名，洋洋灑灑二十多人。大概因為人多氣壯，我們被記過的一群人，嘻嘻哈哈地在佈告欄前擠成一團，指指點點，互相呼叫公告上彼此的名字。

      班上有個學生的乾爸是報社的社長。這位同學長得高大亮麗，是學校樂隊的指揮，也是學校指派出席救國團學生會議的首席代表。她沒有受到懲法但決議打抱不平。她說：「我乾爸是XX報社社長，我們去登報抗議，抗議校長公報私仇。我來寫抗議書，全班都簽名。我把信送到報社去，他們一定會登。」

      全班同學「鬧熱滾滾」地爭相簽名那天，我正發高燒，流鼻水，病歪歪地躺在自家的「眠床」上。不知是誰幫我簽了名。那封抗議書三天後真的出現在報紙的讀者投書欄上。我的名字端端正正，登在抗議書下帶頭第一名。抗議書見報以後好幾天，訓導處並沒有任何動靜。記過的學生名單不知何時卻已不見。一個禮拜以後，第一節上課鈴才打響，一個女工匆匆走進了教室。她直直對著我走來說：「校長叫妳馬上到他辦公室去。」

      全班學生瞪大眼睛看著我。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了校長室。校長和教官陪著兩個陌生的男人面對面坐著。見我進門，校長示意我坐到離他不遠的小凳上。我把那兩個陌生人稍稍打量了一下。他們身穿中山裝，一胖一瘦，面白無鬚，臉上沒有表情，像塗了一層厚厚的油臘。他們的五官平板沒有特徵，是怎麼看就會怎麼忘記的那種臉譜。校長、女教官、兩個石膏臉與我，五個人互相對看了一會，最後由校長開口。他指著我面前矮茶几上幾張白紙對著我說：「這兩位先生帶來了一封信，妳先看一遍，照抄一份，簽上名就可以離開。」我嚇了一跳，有如墜入五里迷霧之中。「他們是誰？為什麼要我抄信？」我問校長。校長指一指坐我身邊的女教官說：「妳給她解釋一下。」女教官這才對我說出了事情的緣由。。。

      六天前有人寄給我一封信，信寄到學校。基於所謂安全檢查的理由，教官一向凡信必拆，這封信當然也難有例外。無聊男子給女學生寫幾封無聊的信也是平常事。教官經常是把信揉成一團往字紙簍一丟就了事。但是，指名給我的那封信，卻是針對那篇抗議書而發。信中對社會、對政府充滿怨言，且有鼓勵我組織學生團隊，提高抗爭的企圖。教官讀完信大起恐慌，認為該名男子有煽動學生對抗政府當局的嫌疑，立刻把信轉呈校長，兩人一起共商計議。校長不敢私了，飛快把信轉呈安全調查局。這才引來那兩位石膏臉的調查員。

「那個人到底是誰？」我問女教官。

「是個小公司的文書職員。」

「既然知道是誰了，就直接去找他，幹嘛還要我寫信？」

「小孩子不必多問，只要聽話行事就好。」校長悶聲呼喝起來。

「妳抄過這封信簽上名，以後就沒有妳的事。」胖石膏臉第一次開口。

「那——以後你們把我的簽名信當證據，把我當成匪諜的同謀一併抓走怎麼辦？」我顫顫抖抖的聲調，把那兩張石膏臉引出了一絲笑容。

      「我和教官都可以當妳的證人。」校長迫不及待地發出了獅子吼。我心想，被抓以後沒有公審就一槍斃命，證人有什麼用？

      我真的很害怕。三年前歷史老師一去不回的往事立刻浮上了心頭。兩張石膏臉上四隻眼睛直直地瞪著我。旁邊校長和教官又不停地催促，我腦裡一片亂象。我彷彿聽見喀擦一聲，看見匪諜人頭飛落，鮮血沾滿了地面。思緒紛亂，六神無主，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心底忽然有個聲音悄悄響起～～現在絕對不能抄，萬萬不能簽名，先拖兩天，再想辦法。我告訴他們，我要回去問問父親的意見。我做任何事從未瞞過他。我的態度非常堅決，他們看看不能強按我的手畫押也就讓了步。他們給我兩天時間，言明兩天後回來拿信。臨去時，那兩個石膏臉一再告誡～～治安機密，不得張揚。

      磨磨蹭蹭地踱進了教室，下課鈴聲正好響起。同學們一擁而上，七嘴八舌地問：「土公仔叫妳去問啥代誌？」當然不能說去做抓人的幫兇。靈機一動，我對著一群人吼叫：「你們哪一個夭壽鬼假冒本姑娘之名，在抗議書上簽字也就罷了，為什麼還把我的名字簽到最上頭？土公仔以為是我帶頭作亂，狠狠訓了我一頓。」

      捱到下課回家，一直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應該告訴父親。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1945年日本人遭到遣返離開台灣。陳儀治台初期，父親曾經被情治人員帶走，囚禁了十多天。幸虧外公以重金打通內外，才得平安脫險。我怕父親一旦知道此事，會害他惡夢重溫。我咬緊牙沒對他吐露半個字。那天我食不知味，書讀不下，睡不安寧。

      第二天升旗典禮時，當全校師生集合在升旗台前，頂著炎炎烈日大聲唱著「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時候，我受到女教官的特別禮遇，與她並肩站在遠離隊伍的一棵鳳凰樹下。那時正當晚春初夏，滿樹花紅似火，綠蔭如蓋。同學頻頻回首，不少人投來羨慕的眼光，沒人知道我心如黃連，有苦難言。

      女教官殷勤垂問，我與父親談論過後結果如何。我騙她說，父親前一天出差，要當夜才能回家。女教官沒再逼我，只對我曉以民族大義。她說：「像妳這麼優秀的學生，將來一定是國家有用的人才。如果這次能幫助情治單位查清此人底細，應是功勞一件，若能加入國民黨，我負責保送妳進政工幹校，前途發展，未可限量。」

      當天晚上我鼓起勇氣，把事情本末仔仔細細地說給父親聽。聽完後他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驚惶。考慮了好一會，他對我說：「這樣好了，妳明天到校長室去，當著他們四人之面，要求他們寫份切結書，說明一切都是他們四人的安排，妳只是奉命行事，後果與妳無關。妳在他們簽了名蓋完章以後，才抄寫那封信。一定要記住，讓他們簽名蓋章。妳把切結書拿回來讓我收存，以防萬一。」

      隔日到學校再度被召喚到校長室的時候，那兩個石膏臉早已在座。我把父親的吩咐一字一字地明白交代。他們倒也照著做了。我偷看他們的臉色，石膏臉照舊面無表情，教官透著一份輕鬆。校長的厚嘴唇卻在不停地嘀咕著～～還有這些麻煩事……。把切結書收好放進書包裡，拿起筆之前，我問他們，是不是能讓我看看對方的來信。

兩個石膏臉同時搖搖頭，瘦石膏臉說：「這已經不重要。妳就不用管了。」我提著筆一邊抄一邊發抖。信中不但充滿了反政府的措詞，最可怕的是竟然主動要求與他見面，要與他交朋友，要請教他許多國家大事。「我不寫了。」我帶著抖顫的聲音說。放下筆，我的眼眶注滿了淚水。十七八年生命初期平靜無波的歲月，第一次感到了身不由己，任人擺佈的悲哀。

「又怎麼啦？」校長已經不耐煩，聲音逐漸提高。

「我不要跟他見面。」我從牙縫裡迸出了這麼一句話。

「沒有人叫妳跟他見面。」胖石膏臉不帶表情地說。

「可是，這信裡明明這樣寫——。」

「信裡寫的，不必要照著做，反正有人會去跟他見面。」胖石膏臉又說。

「你們叫我寫信騙他出來？」我終於恍然大悟。

      我如夢遊一般把信抄完，在信末簽了名。胖瘦兩個石膏臉把兩封信仔細地對照了一遍，然後把信摺好放進了公事包。他們倆幾乎同時站起，向校長和教官點點頭，對我連個招呼也不打，就向門口走去。對于他們來說，我只是個他們執行計畫的道具。抄信事件之後的一段日子，我天天生活在疑神疑鬼焦慮不安的漩渦中，上下學路上，我一邊走一邊會神經質地回頭，怕那人認出我前來報復。

後來我曾問過教官結果如何，教官只輕描淡寫地說了兩句話：「那人已遭公司解雇，下落不明。」我到現在還是不大明白，這「下落不明」的意思是飯碗打破，流浪他鄉？是東窗事發，畏罪潛逃？還是被捕入獄，長待黑牢？等到疑懼不安的心情稍微減退，大學聯考已如一塊鉛版緊壓心頭，而我清淡樸實的高中生活也就逐漸成為永遠的過去。

後記：高中畢業以後，我有一個同學考上國立軍醫學院。有一次返鄉與同學聚會時，神秘兮兮地放低聲音告訴我們，她上解剖課時看到解剖台上的屍體，像極了那年教過我們歷史的陳老師。

                                                                            （1997/2016年修訂）

少棒生涯不是夢

蔡安達 原著 翠屏譯述

  我才剛滿六歲的時候，我的父母就忙著開車接送我和我哥哥，進出於不同的球場，參加不同的球隊～～娃娃棒球隊、少棒隊、足球隊，全年無休止。當時年幼的我，只覺得打球好玩，沒能體會到父母的辛勞。因為少棒隊是每天課後練球，除了每天兩次的球場接送，週末下午若有球賽，母親還要到球場邊的小攤和隊友的父親或母親一起賣熱狗、刨冰和糖果。現在時過境遷，回想童年生活，才知道那些年的球隊訓練和啟示，在我的生命中產生了極大助益與影響。對於生我育我的雙親，內心不由充滿了感激之情。

  對我來說，運動不單是四肢的活動，它還是人生的縮影。球場上勝負得失的感受，是生命過程中極重要的經歷。運動競賽給人最具體的意義是一種不屈不撓，奮鬥到底的精神。為了爭取團體的榮譽，人人奮不顧身，全力以赴，流汗流血，在所不惜。這就是奮鬥使美夢成真的原動力。

  我們來自台灣的父母，對於養育孩子一向盡其所能，不遺餘力。台灣孩子們也都勤勞苦學，在數理、音樂方面的表現極為出色。然而，少年運動的領域卻還是亟待開發的處女地。在孩童的世界裡，種族歧視是最不敏感的地帶。對團隊的忠誠與求勝的決心，讓教練和隊友對我們的膚色視而不見。如果你是球隊裡的好手，教練把你視若子姪，隊員把你當作好友。這種奇妙的種族融合，大概只在孩童的球場上才能發生，絕不可能發生在我們自家閉關自守的後院。

  奉獻、自律和刻苦耐勞，才能使生命更趨成熟，而運動正是這方面最好的訓練師。一個醉心於運動的孩子，一定比別人更注意自己的健康和技能表現。他們較有毅力把煙、酒、毒品等不良物件排開。為了避免隊友的取笑，或被對手球員取上難聽的外號，他也會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外表。

  台灣的父母較少積極鼓勵自己的孩子參加運動競賽。是不是害怕多運動會減少念書的時間呢？我母親曾經告訴我，一般台灣人的舊觀念是～愛運動的孩子「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其實，在運動場上，一個人可以學到課本上沒有的知識。譬如說，在棒球比賽時，球員的調遣、盜壘、長打短打等技術的互用等策略性的思考，極有助於成人商業世界的發展。再說，孩子們若不送到球場去，一放學就待在家裡看電視、打電話，豈不是更浪費可貴的時間麼？

  少年時代某種程度的競爭是必要的。生命的過程原本就是一場競爭：適者生存，優勝劣敗。一個社會競爭的勝利者，不一定是天才，但他一定是一個凡事盡力而為，不放棄、不推諉，對自己的理念堅持到底的人。這份堅持，在童年歲月的競技場上就能開始學習。他們能從球賽的勝利中得到一分啟示～皇天不負苦心人。他們也能從失敗的悲痛中得到一份教訓～努力不懈，堅持到底，勝利才有希望。

  也許有些家長會說，我們東方的孩子單薄弱小，放進球場裡與那些高頭大馬的西方孩子拼鬥，豈不是太危險了？其實，在六、七歲甚至十一、二歲之前，東西方孩子在體型上並無多大的區別。如果我們從小就灌輸給孩子，我們太弱、太小，比不過別人的觀念，孩子們可能就真正失去一個學習堅強、壯大、自信與自律的機會。以後在大社會的茫茫人海中，他們碰到身強體壯的對手，既使是心智方面的競賽，也會迴避退縮，把勝利的機會拱手讓人。 我從小就沒有夢想過，自己在運動世界中會有非凡的成就，也從未把任何超級球員當作崇拜的偶像；但在我的求學路上，我深刻地感覺到，我追求學問的啟發點，原始於六、七歲時，在休士頓城參加的少棒隊。

    我的學歷是史丹佛（Stanford University）商學博士。我目前在大學執教「商業管理碩士班」（MBA）。但在我心深處，我知道我一生中培養智慧以及體能教育的最佳時機和園地並非著名的史丹佛，而是十多年前的「白蘭公園」（Bayland Park）～～娃娃棒球隊、少棒隊、足球隊、台灣日壘球賽，以及數不清的倉促成軍，就地取材的臨時隊，在休士頓長夏炙熱懶散的日午。                                                         （1997/2016年修訂）

賣彩券及其它

1985年，一群熱心教育並重視台灣語言、傳統與文化延續的休士頓台灣同鄉（我也忝為其中之一），在李雅彥醫師大力鼓吹與積極推動下，成立了「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Houston Taiwanese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創校初期因為沒有自己的校舍，只好租借休士頓獨立學區（Houston Independence School District）所屬的學校教室來上課。由於無法在同一個學校拿到長期的租約，近百個學生加上任課老師以及家長，每一兩年就得像候鳥一般四處遷移。

1988年，經由同鄉的群策群力、熱情參與，促成了「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ese Heritage Society of Houston簡稱THSH）的設立。其創會宗旨在於輔助留居休士頓的台灣同鄉落地生根，參與大休士頓地區的社會服務，同時致力於原鄉語言、文化的保留與傳承。1991年，經由同鄉集資，臨時墊付，「基金會」用現款購下一棟廢置的托兒所（Nursery School）。經過一番整修、擴建，熱心義工栽種花木，整頓草坪，粉刷、油漆內外牆壁門面後，一座命名為「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Houston Taiwanese Community Center），佔地超越一萬平方英尺的平房建築，以煥然一新的面貌，與全體同鄉快樂相見。「台灣語文學校」隨後搬入，從此結束到處流浪的日子。逢年過節的慶典，大規模的專題演講或隨興的「湊陣」聚會，同鄉親友終於擁有了一棟共同的「大厝」。

基金會的運作全靠同鄉的人力支援與捐款贊助。它不申請也不接受台灣政府海外機構的任何經濟援助。「台灣人民辛苦繳納的血汗錢，一分一釐都應留在台灣境內為人民謀福利」；此番心意是創會至今全體會員的共識。但是一座經常定期舉行團體活動，人來人往、「鬧熱滾滾」的建築物，其維修、保養，清潔費用以及水電的開銷是何等巨大！除了有心人的捐助，還得想盡辦法開闢財源，才能讓這座大厝保持正常的運作。閒不住的李雅彥醫師又開始他腦力的激盪，思考一些「tan 錢e步數」。他想出的辦法是「賣彩券乎人抽獎」。

記得那是一個天氣炙熱的夏日黃昏，我下課後直接開車前往「頂好商場」附近，由公寓改裝的一家小型禮品店。老闆來自台灣。他的商店出售made in Taiwan的工藝品。每當需要贈送學校老外同事小禮物，我就會到這家小店去選取。老闆聽到我推銷彩券的陳述，客氣地買下了兩張。出師告捷，我「歡頭喜面」正要離開，忽然聽到隔壁傳來叮叮噹噹工具敲打的聲音。一時好奇，我溜過去看個究竟。

一個身穿白色襯衫，深灰色西裝長褲的中年男子，偏低著頭，用字正腔圓的台語對著兩個工人在說話。「讚」！又找到一個可能「交關」買彩券的對象了。我面帶笑容，客氣地對他說：「Hi! 是在裝潢欲開店做生理噢？」他看了我一眼，停頓了片刻，用相當不悅的口氣，冷冷地回了我的話～妳看我甘有像是做生理e人？我嚇了一跳，頓感語塞。我對他說了一聲「歹勢啦！」然後落荒而逃。我回到禮品店，告訴老闆剛才的奇遇。老闆笑著對我說：「伊是台灣一間有百年e歷史，真出名e私立學校的校長啊！」老闆又說，他的太太跟兒子幾年前移民來此。他有空就從台灣過來探望。過後幾年，我意外發現，他竟然是我連教了四年高中，直至畢業的兩個乖巧、用功的學生的老爸。

辭別了禮品店老闆，我前往「大來錄影帶出租店」。這家店鋪的「頭家」姓傅，是一個耿介正直的台灣人。那些年我經常去租借歌仔戲錄影帶。我一向自覺對母語（台灣話）的表達能力有待加強。特別在寫作過程中，經常為了找不到語意適合的台文字彙來描述故鄉風情而深感遺憾。有人說因為台灣話是方言（dialect），所以有音無字，但我並不認同。我以為台語源遠而流長，不能順利找到正確的文字，可能在代代口傳的過程中，走脫了原音，如liam-mi 來（will come soon）」一詞，可能源自「連鞭來」，意謂快馬加鞭，即刻到達。另一個可能就是遭到政治的迫害而失傳。大家對於從前在學校，說台語要罰站、罰錢的童年往事還記憶猶新吧！我自己想到的學習台語的「步數」就是多看歌仔戲。除了enjoy優美的曲調，還能學習到詞彙豐富、語音正確的台語文字。用心觀看歌仔戲數十卷下來，我在台灣語文的學習過程中，獲得相當程度的進步。因為經常光顧，我與傅先生得以成為相當「熟悉」的朋友。

傅先生對於台灣獨立建國充滿熱情的期待。他告訴我，他不但是「台灣公論報」的長期訂戶，還撰寫文章去投稿發表，提供一些獨立建國的看法。「台灣公論報」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機關報。很多新來的台灣移民避之唯恐不及，因為一旦被KMT的「搔扒仔」發現你訂閱該報而把你打入台獨份子或同路人的「黑名單」，可能惹上極大的麻煩。有一次我去還錄影帶時，看到傅先生面帶慍色，一副懊惱的模樣。不等我開口，他直起喉嚨說，他對李登輝非常「受氣」。我說，他是人民選出的第一個台灣人總統，你應該歡喜，哪會「顛倒在受氣」？他說：「李登輝當選總統，沒有馬上宣布台灣獨立，他辜負海內外台灣人e期待，他對不起台灣人民。」

我向傅先生推銷彩券。他非常「阿沙力」（日語：乾脆）開口要買二十張。我感到相當為難。二十張彩券兩百塊錢，二十五年前，在傅先生並不寬裕的生活中，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向他建議說：「就當作在你店裡寄賣好了。一個禮拜後我來跟你結帳。沒賣掉的我就收回。」但是傅先生當場將錢額全數繳清，並說了這麼一句話～沒賣完我就全部留下。咱台灣人的代誌自己嘸做，欲等待什麼人來做？我把傅先生這番話copy給雅彥，他聽了非常感動，馬上感慨地說：「真正疼惜台灣e人，無一定是醫生、博士、也（或）是大財閥。」

那次彩券抽獎的結果，傅先生幸運地抽到兩個大獎。獎品置放在雅彥家的車庫裡。左等右等，並一再催促，傅先生一直未去領取。他只客氣地表示，買彩券只是盡點心意，拿獎品並非初衷，希望把獎品捐出，讓給更需要的人。經過雅彥一再解釋技術上的困難，傅先生才勉為其難地接受。由於此番緣遇，兩個傲骨崢嶸的台灣男子才得以相識。因此故，當日後傅先生身染癌症惡疾，雅彥在他就職的，極富盛名的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為傅先生做了療程與費用最妥善的安排。由於令人費解的天意或命運的作弄，兩個熱愛台灣原鄉的海外遊子，不約而同地，在五十剛出頭的生命英年，先後長眠於故鄉的青山綠水中，留給親友們永遠的不捨與遺憾！

「賣彩券」的project順利完成。後續的計畫是「賣禮券」。禮券是基金會向本地的超級市場爭取的優惠。禮券每張10元，如果一次買下較多（記得是一百）張數，可以得到10％ discount。「基金會」先墊付買下，我們再向基金會以禮券的票面值，五張或十張零散購買。換言之，基金會每賣出一張禮券，就能賺到一元的利潤。記得那些年中，我每次到發行禮券的超市買菜時，總要花去很長的時間。我在超市裡外磨磨蹭蹭，睜大眼睛注意來往的人潮。運氣好碰上一兩個我學生的家長（多半是母親），我就急忙上前推銷禮券。學生家長一向跟我的關係融洽，知道我的作為是為社區服務，多半會接受我的請求，買下禮券再去check out。有一次運氣特好，不但把禮券賣到淨空，竟然還缺貨。我一再向那位學生的媽媽拜託，等我開車回到活動中心（幸好路途不太遙遠）拿到禮券回來再去結帳。那位好心的媽媽果真等了我二十幾分鐘。那天回到家，我覺得很有成就感，但也差點把自己累癱。

這種到超市去堵人買禮券的辦法，費時又費力。我不太聰明的腦袋開始九彎十八拐，最後想到在自己的教室裡做禮券的生意。我把禮券分成每十張一疊，裝入信封裡，同時附帶一封短信，懇請家長以購買禮券來support「傳統基金會」。若有購買意願，支票title請支付THSH 。利用午休時間，我留下十個品學兼優，與我非常投緣的台灣原籍學生。每人一個信封帶回家。有些家長依照我的囑咐，把支票交給孩子帶回教室；有一個家長親自來到教室，當面交給我現款並且一再交代，只能以「無名氏」的身份支持台灣人的活動。問其故，她說正在申請PR (綠卡)，還不確定能不能獲准，而公司的營業與家產都還滯留在台灣，怕台灣執政當局（當時還處於威權時代）以查稅為名，多方刁難。基於同樣的理由，她不敢參加台灣同鄉會，因為聽到外面的「風聲」說，「搔爬仔」把同鄉會認成台獨的大本營。

僅此一次，就匆忙收攤！我不再在教室繼續做禮券的買賣，原因在於怕給學生家長增加額外的壓力。同時也自覺到，雖然利用的是午休與課後的時段，總還是理不直故而氣不壯。多少年過去了？對於當時的熱情積極，說做就做，不顧後果的執著與勇氣，如今回想，連自己都感到訝異！

月光

                夜半從一場凌亂的夢中醒來，看見沒拉緊的窗帘縫隙瀉進一片銀光。懷疑是昨夜臨睡前忘記關掉的後院燈火，遂撩開布幔探個究竟。這才發現，天心月色，光華如練。月河銀波長驅直入迷漫了半個臥房。我獨坐床緣，緩緩清醒的神智想起了死去已久的父親～～對他的孺慕之情，渴望再見一面，再說幾句話的極強烈的欲盼，轉瞬間使我熱淚盈眶。

                白天記憶中的父親，我能理性地接受，他是已成過去的，只剩下我在Houston, Texas已逾30年的住家牆上高掛的照片遺容。可是在深夜恍惚的心靈中想到的父親，彷彿並未死去，而只是人在天涯。踏著溶溶月色，他悄然回到我們高雄老家的窗外、屋角，或者在緊鄰附近的什麼地方，焦慮地徘徊流連卻無法找到他昔日熟悉的門閂，看不見他心愛的親人而含淚離去，再度浪跡異鄉。回首前塵，獨思往事，這才發現，原來與父親有關的回憶，都與月光有特殊的牽連。‥‥

                月眉是高雄縣旗山鎮內一個美麗的小山村。它三面環山，源自玉山山麓的楠梓仙溪自村中緩緩流過。水色清澈，小魚結伴在岸邊水淺處快樂地悠遊。溪邊滿佈潔淨的鵝卵石。造型美觀的「月眉吊橋」橫溪高掛。因為遠離大城，也不是工業重鎮，二次大戰末期，月眉沒有遭到美機的轟炸。它也就成了我們全家人逃空襲、「疏開」避難的地方。

                一九四五年我是一個五歲寂寞的小女孩。三歲的弟弟整天只會拿一根竹枝，東敲敲西打打，口裡咿咿呀呀唱著自創的兒歌。家裡的婦人白天忙著煮飯洗衣，夜晚就著黯淡的煤油燈揉搓麻繩，賣給雜貨店賺點外快補貼家用。年紀稍大的少女挽著菜籃整天在山坡採野菜。哀求半天，跟著去了一次就遭到她們的奚落。她們嫌我「腳慢手鈍」，又認不清野菜的種類，若是採到有毒的野菜菌類帶回去，全家人吃了就會七孔流血死翹翹。想到全家人七孔流血的慘狀，我的眼淚已經劈里啪啦掉下來，從此以後就打消了跟班的念頭。

                日盼夜盼，就盼著當時不跟我們住在一起的父親到來。記憶中，父親總在月亮升起天色尚未全暗的時候，在「風飛沙」的土路盡頭出現。每天下午當日影才開始西斜，我就獨自在門外路邊玩跳「草葵笠仔」的遊戲。我在那兒磨磨蹭蹭地跳一格，停一停，再跳一格，眼睛老往天上瞧。當時想法，多跳幾回草葵笠，就會把日頭跳落山。當月娘升上天空的時候，我就會看到父親的身影。

                童年的印象中，父親很久才會在路上出現一次。一眼看到他，我就迫不及待地狂奔前去。我一直跑到父親身邊，歡喜地抬頭望他。「跑得這呢青狂做什麼？」父親每次都這樣溫和地責備我，然後就遞出他手中的包袱。我知道裡面有我和弟弟愛吃的糕餅。我一手拿著包袱，一手拉著父親，在薄薄的月光下，連走帶跳地奔向油燈微亮處客居的家門‥‥週而復始的期待～期待日落月升，期待父親在黃土路的盡頭出現，構成了我「囝仔時代」月眉山村永恆的歲月。

                父親被徵召去當軍醫那年，我正在台北讀大學一年級。台灣行政當局頒發一道旨令：「民間醫藥專業人員，凡年未滿四十五歲者，都得入伍服役一年，以盡保國衛民的天職。」留學日本，專攻藥學的父親就這樣當上了軍醫。他到台北接受三天講習，然後會合其他同僚，集體到基隆乘艦出發前往戰地金門。

                出發前一夜，父親到學校看我並帶我出去吃晚飯。學校宿舍的伙食一向粗糙。我以為父親專程來帶我出去吃一頓大餐。「爸，我們是不是到城內去吃餐館？」我期待著所以這樣問。父親卻搖搖頭說：「爸爸這一去，家裡收入會大大減少。我們省一省，等我退伍回來，咱回高雄全家出去吃。」那夜，父女兩人只在學校圍牆邊違章搭建的小攤，各自吃了一碗牛肉麵。飯後兩人漫步走回學生宿舍。校門前的椰林大道在夜間更顯修長；碉堡似的校門在浮雲半掩的月輝下透著一份歷經歲月的滄桑。

        「爸，女生宿舍十點半才關門，我們走到文學院，鐘樓那邊好不好？」臨別依依，我不想太早回宿舍。月光下的杜鵑花圃是一片朦朧的暗影，茶花的香氣卻能聞得十分真確。路邊的大王椰分列兩旁，在晚風中張牙舞爪，鬼魅一般想盡辦法要嚇人。更遠處的男生宿舍，映照出一片淡黃的燈光。春夜的校園有如一座遺世獨立的城堡。我忽然想起了「荒城之月」，父親最喜愛的一首歌。我不自覺地輕輕哼唱起來。

        「爸，你當年有沒有想到來考這個大學？」

        「日治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就算考上了也不能讀。當年只考到『高雄州一中』（高雄中學前身），就給你大伯罵到現在。」

        「所以您中學畢業就偷偷往日本溜，來個先斬後奏？」父親沒答腔，顯然是一種默認。

        「大伯為什麼罵您？」

        父親想了好一會才說：「他不希望我的學歷比他更高吧！」

        「他到底要您做什麼呢？」

        「跟他一樣，讀幾年農校，回家種田。」

在學校門口的車站與父親告別。臨上車，他回頭望我一眼，輕輕地說：「不要擔心。好好念書。」公共汽車搖搖晃晃，終於完全消失在羅斯福路的盡頭。我這時才真正地感覺到，父親走了，要到砲火連天、鳥不生蛋的戰地去做軍醫。我慢慢走回宿舍去。當時滿懷悲傷的心情，看到的月色似乎也籠罩了一層別離的哀愁。我忽然很想家，很「心悶」有母親開朗的笑容，眾弟妹擁擠喧譁，燈光璀燦的島南的家園。

父親在金門服役期間，我給他寫了幾封信。信的內容無非是報平安、與同學去哪裡郊遊玩樂，從未提到考試成績或是選修了什麼課程等嚴肅且無趣味的「代誌」。這些事，一向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父親很少過問。為了體諒他寫中文信的困難，我總是勸他不用給我回信。他給母親寫日文信比較方便，我打電話回去問問母親就好。但父親還是給我寫信。學成後從日本回國，他靠自修與勤學已能寫出相當通順的中文信，雖然我無法想像，他完成一封信要花費多少時間與精神。

        黛綠年華，青春作伴。白天忙著上下課跑教室，週末忙著進城看電影、逛書店、或到郊外遊山水。只有在夜裡晚自修後從圖書館出來，披著滿身月色返回宿舍時才會想到父親。印象中的父親總是這樣～身穿草綠色軍服，戴著軍帽，在營房裡若有所思地對著孤燈獨坐。那頁畫面裡的父親對我來說相當陌生而遙遠。

        那年中秋節的前幾天，我接到父親的來信。他在信裡提議，在「中秋暝」的某個時段，大家同時共看「月娘」，對著月光傳達思念和平安的消息。父親信裡所指的「大家」，除了身處金門戰地的他，住在台大女生宿舍裡的我，當然還包括高雄家中大小一群人。我看到這封信時大感驚奇。從小到大，只知道父親的數理頭腦一等一，他有一夜鄉心、共看明月的詩意情境，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夜我果真應約到校園去看月娘。

        那個夜晚的天空有薄雲掩月，中秋月色並不分明。我在學校行政大樓前傅鐘周邊的石階上坐了好一會。這回想像中的父親已不坐在營房內的孤燈前，而是迎著中宵風露，斜依在戰地的碉堡殘壘邊。我彷佛聽到父親口裡輕吟著：「‥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一九七五年七月的一個月光暝，父親病重去世。懷才不遇、天不假年，他「過身」時年方五十八歲。一九九零年夏天，母親去世後兩年，我們八個兄弟姊妹，克服了工作、行程、時間安排上的諸種困難，分別自海內外各地回到高雄。我們為死去已十五年，當年土葬的的父親遺骨火化後，骨灰甕供奉於壽山元亨寺的靈骨塔內母親的身旁。與此同時，我們為父親與母親做「梁王懺」法事。奉寺廟住持之命，我們回高雄縣大寮鄉祖厝，恭請歷代祖先前來參與盛典、共享福德。

        返鄉路上，姊妹兄弟共同的期待是～不要遇到大伯。大伯在家族中掌權又霸道，最愛教訓人。不管你是五歲孩童或是五十歲的社會賢達、國家棟樑，他總能找出理由訓你一頓。話題九彎十八拐，最後總會繞到父親身上。他埋怨父親目無尊長，不告而別偷溜到日本留學。即使在父親過世後我們幾次回去探望他，他的話題一成不變，攻擊的對象永遠先是父親，然後就是我們。他罵我們不孝，一個一個先後往美國跑，置祖先墓厝於不顧。

        我們回到祖厝才踏出計程車，一把就給大伯逮到。我小聲怨嘆「害也！脫不了身又得捱罵」的時候，大伯竟然一反常態，不但沒訓人，還非常親切地打起招呼來。大弟對他說明來意，他一馬當先帶領我們走進供奉祖先神主牌靈位的正廳。當我們忙著點燃香燭，準備拜拜的時候，大伯站在「戶定」（門檻）前面對著厝埕，輕輕地說出了這樣一句話：

        「有一暝，我親眼看見恁老父轉來」

        「什麼？」我們不約而同叫出聲來。

        「有一暝，我看見恁老爸轉來。」他重複說了一次。他一面說一面指著離「戶定」不遠的地面繼續說：「伊就站在那裡，月光下我看得清清楚楚。」

        「大伯，您是講有一暝您夢著阮的爸爸轉來？」我以為自己的耳朵不靈，把「夢」見聽成「看」見。

「什麼夢見？」他嚴肅地糾正我，「那時不過七、八點，日頭落山月娘才出來。月光下他穿著一身白衫褲，站在那邊靜靜看著我。」他又指著厝埕外同一個地點。

我們姊弟妹五個人面面相視，不知如何答腔。過了片刻，大妹開口問他：「伊甘有對你講什麼？」大伯搖搖頭，眼神迷離。廳內一片寂靜。不久大伯又開口：「恁這回轉來拜拜，搏杯的時陣，問恁老爸，到底伊欲對我講什麼，愛我替伊做什麼代誌？」

在壽山元亨寺拜拜、念經整個禮拜，我們八個父親的孩子不停地討論這件事～如何回覆大伯的問題。有人想說「父親沒有別的意思，只是回來看看故鄉的田園。」有人想說「在他死後這麼多年，你還一直說他的不是，他回來討公道。」有人認為父親畏懼這位大兄，終生擔負目無尊長、不告而別的罵名。這次「梁皇懺」法事做完，了卻人世恩怨，他即將前往西方極樂世界，他是專程回家向大伯告別的。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最後由當精神科專業醫師的大弟拍板定論：大伯一生虧待父親，他如今心虛生幻象，我們不必博杯，也不必再回去稟明。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就讓大伯永遠牽掛在心頭，直至他生命的末年吧！相信父親在天之靈，也會同意這麼做的。

    天倫夢斷四十年，現在每逢月明之夜，我還常常想起父親。腦海中總會出現，草木煙籠的祖厝門埕，父親一身素白獨立於月光下。有時也會想起，我五歲時月眉山村的歲月～日落月升，薄薄的暮色里父親在黃土路盡頭出現的場景。真假虛實，如夢似幻。記憶中這兩張刻骨銘心的畫面上，耀眼觸目，水銀瀉地的月光，把父親的身影襯托得更孤獨落寞了。

                                                                                                                                                                                                                                            〈1996/2014/2016年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