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就讀初、高中的那些年裡，正是白色恐怖方興未艾，檢舉匪諜驚慌失措的時代。市區城郊凡有牆垣處無不塗滿「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窩藏匪諜，與匪同罪」等叫人膽戰心驚的標語。儘管如此，在我清淡如水的中學歲月中，除了周而復始的日出上學，日落回家，只有考試才是生命最大的威脅;期待下課，盼望假期才是生活的重心。一直到初三下學期的某一天，最受我們歡迎的歷史老師神祕地失蹤以後，恐懼不安的壓迫感才絲絲縷縷地織進了我心靈的毫纖中。
歷史老師姓陳，是1949年追隨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的「知青」(知識青年)，住在校內單身教員宿舍。他中等身材，臉上架一副銀框眼鏡，態度安靜斯文。他在教室外話語不多，但講課時用詞幽默，雖然只是輕描淡寫，卻經常引出了哄堂的笑聲。有一天，上課鐘聲響過，學生各就各位，等待陳老師來上課。陳老師沒有來，走進來的是教務主任。陳老師再也沒有回來。他有如天邊一片雲羽，大風吹過，轉眼消失了蹤跡。
後來我們才從一個老校工那兒，苦苦逼出來陳老師的消息～～不知道是甚麼原因，他已在前幾天的一個深夜裡被情治單位逮捕。老校工無限唏噓地嘆了一口氣，然後似乎在自言自語:「寧可誤殺一百，不肯錯放一人。唉！只怕進得去，再也出不來囉！」陳老師被捕事件的夢魘慢慢地被時光的洪流沖淡之後的第三年，捉拿匪諜的恐怖劇又再度在校園中演出。哪裡會想到，在那次事件中，陰錯陽差地我竟然被迫參與其事，成了捕魚人釣竿上的魚餌……。
我們班上人才濟濟，文武兼備，但調皮搗蛋或搞鬼作怪的本事別班卻也望塵莫及。同學之間感情融洽，相處有如姊妹。高三學年才開始，我們已深深感到了離情依依。為了留下青春歲月同窗共研的回憶，我們編寫了一本班級畢業紀念冊。大家除了寫下臨別贈言，叮嚀後約，同時也把我們所喜愛，所憎惡的老師大名羅列其中。對于那些不受學生歡迎的老師，我們給取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外號，開了些比較粗俗的玩笑。
當時有一個我們非常信任，被公認為最開明，最同情學生的代數老師，不知從那兒聽到有這樣一本紀念冊的消息。他說他想看看。因為一向把他視做「同一國」的人物，而且他也信誓旦旦，絕不會讓別人過目，諮詢過幾個編輯組同學之後，身為紀念冊主編的我，毫無懸念地免費贈送給他一本。兩天後代數老師把紀念冊送進了校長辦公室。
一向沒有幽默感，官僚出身(聽說是中國落後地區某縣的縣長)，官腔十足的校長看到了自己的外號「土公仔」時，就已經有點承受不住，等到再看到了半班學生對他批評的「壞話」，早已怒髮衝冠。校長以「大刑開鍘」：把取他外號的，說他壞話的，以及紀念冊的編輯委員，全部記「大過」處分。我們班上「全校畢業生第一名」,榮獲保送台大的同學不幸也名列黑名單，遭到了取消保送的命運。公佈欄上出現了記過學生的名單～～洋洋灑灑二十多人。大概因為人多氣壯，被記過的一群人(當然包括身為主編的本人在內)嘻嘻哈哈在布告欄前擠成一團，指指點點，當時情景,幾乎就是入學考試過後，查看「金榜題名」的翻版。
我們有個同學的乾爹是報社的社長。這位同學長得高挑亮麗，是學校軍樂隊的指揮，也是經常被指派出席救國團學生會議的首席代表。她幸運逃過「記大過」的劫難，但決心打抱不平。她說：「我乾爸是報社社長，我們去登報抗議，抗議校長專斷霸道，沒給學生申訴的機會就判重刑。我來寫抗議書，全班都簽名。我把信送到報社去，他們一定會刊登。」
全班同學「鬧熱滾滾」地爭相簽名那天，我正發高燒，流鼻水，病歪歪地躺在自家的「眠床頂」。不知是誰幫我簽了名。那封抗議書三天後真的出現在報紙的「讀者投書」欄上。我的名字端端正正，登在抗議書後帶頭第一名。抗議書見報以後幾天，訓導處並沒有任何動靜，但布告欄上記過的學生名單不知何時卻自動消失。一個禮拜以後的某一天，第一節上課鈴才響過，一個女校工匆匆走進了教室。她直直對著我走過來，用全班學生都能聽到的聲調說：「校長要妳馬上到他辦公室去。」
全班同學瞪大眼睛訝異地看著我。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跟隨女校工走進了校長室。校長和軍訓教官陪著兩個中年男子面對面坐著。見我進門，校長示意我坐到離他不遠的小凳上。我把那兩個陌生人稍稍打量了一下。他們身穿中山裝，面白無鬚，一胖一瘦，臉上沒有表情，像塗了一層厚厚的石膏。他們的五官平板沒有特徵，是怎麼看都記不住的那種臉譜。
校長、軍訓教官、兩個石膏臉與我，五個人互相對看了一會，最後由校長開口。他指著我面前矮茶几上幾張白紙對著我說：「這兩位先生帶來了一封信，妳先看一遍，照抄一份，簽上名就可以離開回教室。」我嚇了一跳，有如墜入五里迷霧之中。「他們是誰？為什麼要我抄信？」我問校長。校長指一指坐我身邊的教官說：「你給她解釋一下。」教官這才對我說出了事情的緣由～～
六天前有人寄給我一封信，信寄到學校。基於所謂安全檢查或「高中女學生不准結交異性朋友」的隱形校規，教官一向凡信必拆，這封信當然也難有例外。無聊男子給女學生寫封無聊的信也是平常事。教官經常是把信揉成一團就往字紙簍裏丟。但是，指名給我的那封信，卻是針對那篇抗議書而發。信中對社會充滿怨言，隱約鼓勵我組織學生，提高抗爭的目標。教官讀完信大起恐慌，認為該名男子有煽動學生對抗政府當局的嫌疑，立刻把信轉呈校長，兩人一起共商計議。校長不敢私了，飛快地把信轉呈安全調查局。這才引來那兩位石膏臉的調查員。
「那個人到底是誰？」我問教官。
「是個小公司的文書職員。」
「既然知道是誰了，就直接去找他，幹嘛還要我寫信？」
「小孩子不必多問，只要聽命行事就好。」校長開始訓人。
「只要妳抄過這封信簽上名，以後就沒有妳的事。」胖石膏臉第一次開口。
「那以後你們把我的簽名信當證據，把我當成匪諜的同謀一併抓走怎麼辦？」我顫顫抖抖的聲調，把那兩張石膏臉引出了一絲笑容。
「我和教官都可以當妳的證人。」校長迫不及待地發出了獅子吼。我心想，被抓以後沒有公審就一槍斃命，證人有「啥路用」？
我真的非常害怕。三年前歷史老師半夜失蹤的往事立刻浮上了心頭。兩張石膏臉上四隻眼睛直直地瞪著我。旁邊校長和教官又不停地催促，我腦裡一片混亂。我彷彿聽見喀擦一聲，看見匪諜人頭飛落鮮血沾滿了一地。我真的不知怎麼辦才好。正在心慌意亂之際，我心底忽然有個聲音悄悄響起～現在絕對不能抄，萬萬不能簽名，先拖兩天，再想辦法。我告訴他們，我要回去問問父親的意見。我做任何事從未瞞過他。我的態度非常堅決，他們看看不能強按我的手畫押也就讓了步。他們給我兩天時間，言明兩天後回來拿信。臨去時，那兩個石膏臉一再告誡～治安機密，不得張揚。
磨磨蹭蹭踱進了教室。正是下課時間，同學們一擁而上七嘴八舌地問：「土公仔叫妳去幹什麼？」當然不能說去做抓人的幫兇。靈機一動我對著一群人吼叫：「你們哪一個『夭壽仔』假冒本姑娘在抗議書上簽名也就罷了，為什麼還把我的名字排到頂頭第一個？土公仔以為是我『歹鬼tsua頭』，帶頭作亂，狠狠訓了我一頓。」
捱到下課回家，一直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應該告訴父親。父親在日本人倉皇離去陳儀治台初期，遭人誣告，莫名其妙地坐了十多天的冤牢。幸虧外公以重金打通警局裡外，才得平安脫險。我怕父親一旦知道此事，會害他惡夢重溫。我咬緊牙沒對他吐露半個字。那兩天我食不知味，書讀不下，睡不安寧。
第二天清晨，當全校師生集合在升旗台前，頂著炎炎烈日大聲唱著「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時候，我受到教官的特別禮遇，與他站在遠離隊伍的一棵鳳凰樹下。那時正當晚春初夏，鳳凰木花開似火，綠蔭如蓋。同學頻頻回首投來羨慕的眼光，卻沒人知道我心如黃蓮，有苦難言。教官殷勤垂問我與父親談論過後結果如何。我騙他說父親到台北出差，晚上才能回家。教官面露不悅之色，警告我最好把事情盡快搞定，否則我跟學校都會惹來很大的麻煩。
當天晚上我鼓起勇氣，把事情本末仔仔細細地說給父親聽。聽完後他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驚惶。考慮了好一會，他對我說：「這樣好了，妳明天到校長室去，當著他們四人之面，要求他們寫份切結書，說明一切都是他們四人的安排，妳只是奉命行事，後果與妳無關。妳要在他們簽了名蓋完章以後，才抄寫那封他們擬好的信。千萬要記住：一定要他們簽名蓋章。妳把切結書拿回來，我留著以防萬一。」
隔日到學校再度被召喚到校長室的時候，那兩個石膏臉早已在座。我把父親的吩咐一字一字地明白交代。他們倒也照著做了。我偷看他們的臉色，石膏臉照舊面無表情，教官透著一份輕鬆。校長的厚嘴唇卻在不停地嘀咕～還有這些麻煩事……。把切結書收好放進書包裡，拿起筆之前，我問他們，是不是能讓我看看對方的來信。兩個石膏臉同時搖搖頭，瘦石膏臉說：「這已經不重要。妳就不用管了。」我提著筆一邊抄一邊發抖。信中不但充滿了反政府的措詞，最可怕的是竟然主動要求與他見面，要與他交朋友，要請教他社會、國家大事。
「我不要寫了。」說完放下手中的鋼筆，我的眼眶裡已經注滿了淚水。十八歲的人生過往，第一次感到了身不由己，任人擺佈的悲哀。
「又怎麼啦？」校長已經不耐煩，聲音逐漸提高。
「我不要跟他見面。」我從牙縫裡迸出了這麼一句話。
「沒有人要妳跟他見面。」胖石膏臉不帶表情地說。
「可是，這信裡明明這樣寫。」我反嗆過去。
「信裡寫的，不必要照著做。反正有人會去跟他見面。」瘦石膏臉搶先開口。
「你們叫我寫信騙他出來？」我終於恍然大悟。
我如夢遊一般把信抄完，在信末簽了名。胖瘦兩個石膏臉把正本與我的手抄函仔細對照了一遍，然後把信摺好放進了公事包。他們倆幾乎同時站起，向校長和教官點點頭就向門口走去，對我連正眼也不瞄一下。對于他們來說，我只是他們執行計劃中的一顆棋子。抄信事件之後的一段日子，我天天生活在疑神疑鬼焦慮不安的漩渦中。上學放學路上，我一邊走一邊會神經質地回頭觀望，怕那人認出我前來報復。
後來我曾問過教官，事件的結局如何，他只輕描淡寫地說了兩句話～那人已遭公司解雇，如今下落不明。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至今還是不大明白，這「下落不明」的意思是～飯碗打破，流落他鄉？東窗事發，畏罪潛逃？還是被捕入獄，長待黑牢？等到疑懼不安的情緒稍感和緩，大學聯考的壓力已如千斤重擔盤據在心頭。 〈2022年2月修訂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