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一個平生無大志的凡間女子。
大學最後一年開學不久，置身於杜鵑花城椰林大道同窗共讀的學友們，十之八九都在忙著補習"托福"(TOEFL)考留學，申請美國的大學研究所。我卻沒有這番「揚帆西去，奔向萬里前程」的打算。平生所願，就是返回故鄉高雄，在學校當一個文科的老師，課餘閒暇，就「心有所感,提筆為記」,寫幾篇素素淨淨的散文，當作自己或身邊人物共同的回憶。畢業返鄉從事教職兩年之後，與相識八年的他走入了婚姻的禮堂。初為人妻，復為人母，以為生命的軌道從此就會平順安然地運轉。
哪裡能想到，命運之神的安排，並不全然按照我們的心願。1969年懷著萬般不捨的心情，辭別父母與故鄉，帶著兩個年幼的稚孩，飛越千里關山，前來美洲大陸與先生團聚。美國初來，為了讓先生專心攻讀博士學位，也為了守住「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帶」的心願，甘心當一個全職的家庭「煮」婦,全天候在家陪伴孩子的成長。除了照顧兩個兒子，同時也兼做鄰居孩子的褓姆(babysitter)。記得那些年我們寄居的大學宿舍園區，褓姆的薪水是一小時美金五毛錢。
我們在密西根州立大學（MSU）」的學生宿舍(Spartan
Village)一待四年多。母親第一次從台灣去看我們的時候，正逢上冰雪紛飛的寒冬。她驚訝地對我說：「原來你們跑到這個冰天雪地的所在來學蘇武牧羊。」我們經歷了濃霜酷雪的挑戰，但也飽覽了五湖漣灩，楓紅遍野的北國風情。
先生學業完成，順利找到德州醫學中心M.D.Anderson Hospital and
Cancer Research Center 博士後研究員的工作。1973年我們追風逐日，迢迢千里直奔美南大城Houston。隔年當母親再度來美到達休士頓，我們去機場接機返家歸途中，她透過車窗不時東張西望。問她看什麼？她嘆了一口氣問：「那會攏看嘸大油井，紅番和千里黃沙？」
我們都大笑起來。原來母親當時對德克薩斯州(Texas) 的印象還停留在西部影片〈巨人〉（Giant）的蠻荒時代。母親接著告訴我們，一聽到我們決定搬到德州來，她心中暗暗「著驚」，她認為我們當夠了蘇武牧羊還嫌「無夠氣」，要換一下胃口，專程跑到遙遠的南方來「王昭君和番」。
我做了兩年電腦打卡員(key puncher)存夠了旅費，一九七五年暑假，一家四口歡歡喜喜踏上第一次返鄉的歸途。原來的計劃是和父母一起環遊全島，探訪故鄉美麗的山水。孰料父親病重遽逝，天倫夢乍斷，美事頓成空。那年夏天前後近三個月，我留在高雄舊居，陪伴因消瘦而突顯蒼老，其實才只有五十六歲的母親。就在那些與母親涔然相對的日子裡，有一天接到了先生自休士頓打回去的電話。
「回來的時候，要帶幾本中文教科書。」他在天之涯沒頭沒腦地迸出了這麼一句話。
「帶中文教科書"欲做啥"？」我在地之角也沒頭沒腦地回了這麼一句話。
「Be…High School的校長打電話來，希望你去跟他約談，商談有關教中文的事。」
「什麼學校？」遠隔重洋，接聽不順，我又緊張，連校名也沒聽清楚。
「Bellaire High School.」他重複了一次，「聽說是一所公立高中名校，好像就在我們的公寓附近。」
「美國的學校要用英文教中文，是不是？我怎麼敢去教？」我「無膽」的「症頭」一路從腳底昇到頭殼頂。一想到要面對一群金髮碧眼高大壯碩的學生，而且用英文來應付，當時三十出頭，勇氣尚未十分飽滿的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代誌」。
「是校長自己找上來的，又不是我們去求他。去跟他談談，了不起就對他說:『失禮啦!我無興趣』然後轉頭回家『吃自己』，怕什麼？」他隔著太平洋幫我打氣。
「但是，他怎麼會有我們的電話？怎麼知道我教過中文？」
「妳記得我的實驗室有一個助理，叫艾妮達嗎？」
「我記得，高高胖胖的一個中年白人太太。她的住家裡外擺滿五顏六色的盆花，那次去她家，我一見就歡喜得差點不想離開。」
「對！就是她。她有幾個打橋牌的死黨，每星期固定一次聚會。死黨中有一個是Bellaire High School的學生顧問，不久前在牌桌上談起，學校將要設立一門外語課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就是我們通稱的「中文」。校長正在尋找一個合格稱職的教員。艾妮達順手就給了這個牌友我們的電話和妳的名字。」
「艾妮達怎麼知道我來到美國前在台灣教過中文？」
「在實驗室裡，她曾問起妳，我向她提起妳以前是相當不錯的中文教師，且已出版過短篇小說與散文集。」
自從接到那通電話，我那初遭父喪，自責不孝的悲愴心情更多了一份負擔。教中文固然是自己之所愛，但那是站在吾鄉吾土的講台上，面對著髮型一致，校服整齊，全神專注的同膚色佳弟子而言。
那年八月中旬，告別形容憔悴的母親，再度踏上了去國離鄉的旅途。在機艙內座椅上，拿出了買到的唯一一本《中文會話》翻開看看。書是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版本。中英文對照，採用「耶魯羅馬音標」，加上滿篇不知所云的文法句型，怎麼看怎麼不順眼，沒看完一頁，已經感到昏昏欲睡。
失父之痛，椎心刺骨，失眠加上暈機，腸胃幾乎吐翻出來，眼淚更是滴流不斷。折騰了十八、九個小時，總算回到了休士頓客居的租房。在床上躺了三、四天，頭暈腦漲、手腳乏力，猶如害了一場大病。有一天Bellaire High School的校長馬克羅先生（Mr. David Mclure）打來了電話。
「明天走一趟吧！難得人家等了妳這麼多天。」先生開始催促。
「我暈機症，胃痛都還未好，還有時差，日夜顛倒，而且在服喪期間，那有心情去？」我搜破枯腸，找盡藉口。他不再對我的藉口與拖詞有任何反應，拿起電話，一通打進了校長辦公室。掛斷了電話之後，他閒閒地丟過來一句話：「明天下午三點，校長在辦公室等妳。」
隔天是星期五。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拿起先生為我準備好的公文信封（內裝大學成績單，畢業證書，履歷表），以及從塵封的壁櫥裡找出來我的小說/散文集《湖山一片雲》（1967年；台北小說創作社出版）。我獨自搭坐公共汽車前往Bellaire High School。下車後我腳程放得極慢，一路拖拖拉拉，東看西瞧地挨到約談的最後一分鐘，才進入校長室。
馬克勞先生矮矮胖胖，掛著一副銀框眼鏡,看起來不像一個教育家，倒像城郊鄉下賣雜貨的「店頭家」。後來才發現他特別偏愛東方古物，也早就開始收集，準備退休後返回故鄉小鎮開個東方古董店。馬克勞先生並沒有為難我，他只要我簡單地介紹自己的學歷、經歷和個人的興趣與家庭成員。我照他的意思敘述了一個大概。他聽完後隨手翻了翻我帶去的資料。又打開我那本散文集連翻好幾頁。我那時心情已趨鎮定，內心忍不住偷笑，心想：「你連一個中文字都"看嘸知"，還翻什麼呢？」
等了片刻，馬克勞先生開口說：「妳下禮拜一就來開始上課吧!」
「什麼？」我差點跳起來。「我手邊什麼講義和教材都沒有，你只給我兩天的時間準備，哪裡有辦法開始？你學校有現成的講義嗎？」
他看了看我，搖搖頭笑著說：「我們學校什麼中文資料都沒有，妳是拓荒者(pioneer)，但是我知道妳能夠。」回家路上，心情比來時更緊張。一顆心幾乎要沉到腳底去。好不容易等到先生下班回家，對他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害也！校長真的叫我星期一去學校教課，怎麼辦？
年華似水容易老，春花秋月轉輪過。屈指算算，Bellaire High School執教至今竟已經歷了二十三個寒暑。青春雖已逝，心境尚如舊。到了現在，每日清早，不管陽光普照或風雨滿天，我提起沈重的布包(內裝學生的作業簿)準時出門。心裡唯一的盤算是～～如何把文法句型與四聲發音講解清楚，該用什麼動聽的感人小故事去淨化學生的心靈。
早期教過的學生，如今皆已步入中年，若在公共場所不期而遇，除非他們自動前來招呼，有些我已相逢不識(因為他們的樣貌在我記憶的版頁上停格～永遠的18歲)。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相信每個學生一旦想起高中時代的悲歡往事，對這個不離不棄，陪伴他們走過四年成長歲月的「唯一」中文老師，總該留下些許印象吧！在內心深處，我堅信凡是曾經擁有，就不會全然消失，猶如故園青山，悄然入夢，半點不由人。回首來時路，得失寸心知。
〈後記〉～我在Bellaire High School 執教了32年之後，於2007年暑期退休。現在每逢想起那些與學生筆硯相親，朝夕相處的執教歲月，綿密往事就如蝶翼翩翩，紛紛飛到眼前來。
(1998/2021年3月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