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November 19, 2016

命運的玩笑


1975年秋季開學,我應聘在休士頓一所公立高中創設中文課程(Mandarin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先後執教32年之後於2007年退休。每一個學年的開始,我總會要求新來的學生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選修中文?學生的答案五花八門,但其中總有幾個學生給我相同的反應:「父母逼我學,我不喜歡但沒辦法。」我告訴他們,有機會學習外國語言,一定要盡力而為,尤其是生長在具有該種語言環境的學生(家中長輩習慣用此種語言交談),更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學生不服氣,往往跟我嗆聲說:「我在美國長大,又不去中國或台灣,學中文有什麼用?」為了安撫軍心,我會告訴他們我自己親身的經歷~一個名叫「命運的玩笑」的故事。
   我讀初一那年,遇到了一個傳言當年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校花頭銜的清秀佳人,卻不知道如何教學的「英文老師」。開學第一天上課時,她先叫我們翻開課本,然後自己把二十六個字母輕輕唸過一遍,於是就確定我們已經聽懂並能全盤發音。接下來她就I am a boy. You are a girl 按照課文咿咿啊啊繼續朗讀下去。整整一個星期,我只看到她塗著深紅色口紅的嘴唇一張一合,不知道她唸的是「什麼碗糕」,眼睛要跟隨的,是課文裡哪一段?每天上英文課的時段,我在教室裡感到如坐針氈,可又呼救無門。
「腳手肉pi~pi挫」地等待第一次月考的成績單。正如自己所料,成績單發放下來一看,英文科得到的分數是顯眼的「紅」字(不及格)。以後發憤圖強,死背硬記,成績雖然大有進步,但是對於英文的排斥心理從此種下了根苗。我們班裡患了「英文恐懼症」的同學不只我一個。初三畢業時,有好幾個同學放棄攻讀高中,改讀師範學校。她們倒不全是因為家境貧寒,讀師範可以住校領公費,或者畢業後分發執教的學校、工作有保障,而是因為對英文心生恐懼,故而產生了逃避的念頭。當年師範學校英文不是必修課。
我讀大學的年代,正遇上出國留學的狂潮。校園裡外流傳這樣一句話~「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拿到獎學金前往美國留學,是一件光耀門楣的大事。我升上大四的時候,班上的女同學絕大部分都開始忙著找教授寫推薦信,參加托福(TOEFL)考試,申請美國大學研究所。男同學(僑生除外)因為必得入伍服役,所以暫時按兵不動。只有我「老神在在」,以事不關己的態度,盡情享受大學生活最後一年的快樂時光。
暮春三月,杜鵑花開遍校園。有一天的課後黃昏,我安步當車在椰林大道四處遛達時,迎面遇到教「希臘神話」的教授。他是美國人,天主教神父。我們邊走邊談,他突然問我,別人都去找他寫推薦信,為什麼不見我的蹤影?我一向對Olympia 眾神的故鄉,及其絢爛多姿的神話有偏愛,對這門功課特別用心,故而得到甚高的分數。他大概把我視作「孺子可教」的好學生,故有此一問。
我笑著告訴他,我又不出國,要什麼推薦信?他聽完大為驚奇,開口又問我:「別人爭先恐後要出國,你怎麼不動心?」我說正因為大家爭相出國,總得有人留下來為自己的家鄉與社會做點事。他聽了非常感動,拍拍我的肩膀說:「對!對!妳說得很對。孩子,願上帝祝福妳。」
半個世紀過去了,但那幕與「希臘神話」教授在校園裡不期而遇,以及當時的談話內容與上帝的祝福,至今印象仍然十分深刻。除了他六呎四吋的超高體型,與長長的馬臉上濃濃的鬍鬚,酷似美國林肯(Abraham Lincoln )總統之外,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只告訴他「半」個不想出國的理由。
另一半的理由是,自從初一那年被英語老師嚇到,月考拿到生平第一個(且是唯一)的「紅字」以後,我的英文能力一直沒能真正進入佳境。為了考試,只把作業、講義死活照背。後來七彎八拐,竟然進入外國語文學系就讀,其實對於英文(尤其是文法),一直都是「相看兩相厭,越學越心煩」。那時我已下定決心,大學一畢業,就與英文一刀兩斷,再無瓜葛。
我那時想到就立刻做到。六月中唱過驪歌,七月初就打包搬離女生宿舍返回高雄。九月開始在市郊一所初級中學教授中文(一般所謂「國語」)。閒暇之餘持續從事自己喜愛的文藝創作。接二連三的短篇小說與散文在報章、雜誌陸續發表,得到了某些成名作家的肯定與鼓勵,也獲得了所謂「年輕作家」薄薄的虛名。
兩年過後結了婚,為人妻又為人母,以為歲月的長河從此就這樣平靜、順暢地流淌下去,直至生命的暮年。那裡想得到呢?牽牽扯扯的人生遇合,最終還是把我拉扯到當初堅決不來的美洲大陸,一輩子還得與最不喜歡的英文「葛葛纏」,還得靠它出門打拼過生活。這番折騰,正好印證了一句千古名言~命運總愛跟人開玩笑。說是邪門也罷,不信還真不行。                   我用自己的人生故事來激勵學生,用意在於提醒他們,對於將來「不要去那裡」、「不要做什麼工作」,「哪一種學科更重要」、「哪一科不重要」,結論不要下得太早,更不要未盡全力就排斥放棄。十六、七歲的年紀,精力充沛,記憶力強,正該點燃求知的熱情,攤開學習的胸懷,多方接納並吸收各種學識與技藝,努力囤積智慧與資源的能量,來迎接人生不可預知的挑戰。往後的日子,不管風雪雨晴,終老於自己的家園或人在天涯,在成家立業的漫漫長路上,既使命運之神又想耍花招,與人開玩笑,也難有機可乘了。                                                                          1997/2016/修訂)
                             



                                                           

Monday, November 14, 2016

光陰的故事


                               
       在我讀初、高中的那些年頭,正是白色恐怖方興未艾,捉拿匪諜,風聲鶴唳的時代。市區城郊凡有牆垣之處無不塗滿「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窩藏匪諜,與匪同罪」等叫人膽戰心驚的標語。儘管如此,在我清淡如水的初中歲月中,除了日出上學,日落回家,只有考試才是生命真正的威脅。期待著下課,盼望著假期才是生活的重心。一直到有一天,最受我們歡迎的歷史老師神祕地失蹤以後,恐懼不安的壓迫感才開始絲絲縷縷地織進了我心靈的毫纖中。

       歷史老師姓陳,原是跟隨國民黨政府流亡到台灣的大學生。他住在校內單身教員宿舍。他中等身材,臉上架一副銀框眼鏡,態度安靜斯文。他教歷史就像在講故事。他用不急不緩微沈的聲調講東晉淝水之戰謝安如何退敵,講三國諸葛亮火燒連環船。我們聽得入迷,巴不得每天只上歷史課。那一天,上課鐘聲響過,全班學生各就各位,等著陳老師進來講故事。陳老師沒有來,走進來的是教務主任。

      陳老師再也沒有回來。他有如天邊一片雲,大風吹過,轉眼消失了蹤跡。過了好幾天,我們才苦苦從一個老校工那兒探聽到陳老師的消息。他已在一個深夜裡被情治單位以匪諜的罪名逮捕。老校工無限唏噓地嘆了一口氣,然後似乎在自言自語~寧可誤殺一百,不肯錯放一人。唉!只怕進得去,再也出不來囉!陳老師被捕事件的夢魘慢慢地被時光的洪流沖淡之後的第三年,捉拿匪諜的恐怖劇又再度在我們的校園中演出,那次事件,我不但不再是個旁觀者,陰錯陽差地,竟然還被迫參與其事,變成了捕魚人釣竿上的魚餌……。

      我們班上的同學感情融洽,相處有如親姊妹。高三學年才開始,我們已深深地感到了離情依依。為了留下高中生活同窗共研的回憶,我們編寫了一本紀念冊。大家除了寫下臨別贈言,叮嚀後約,同時也把我們所喜愛,所憎惡的老師大名羅列其中。對於那些不受學生歡迎的老師,我們給取了好玩的外號,並對他們寫批評,開了些比較粗俗的玩笑。

      當時有一個我們非常信任,被公認為最開明,最同情學生的數學老師,不知從那兒得到消息,開口說想看看紀念冊。因為太信任他,一向把他視做「同黨」,而且他也信誓旦旦,絕不讓別的老師過目,所以我們不但給了他一本,而且是免費贈送。數學老師專程把我們的紀念冊送進了校長室。

一向沒有幽默感,官僚出身,官腔十足的校長看到了自己的外號「土公仔」時,就已經有點承受不住,等到再看到了半班學生對他批評的「壞話」,早已怒髮衝冠。校長給我們以「大刑侍候」:把取他外號的,說他壞話的,以及紀念冊的編寫委員,全部記「大過」處分。我們班上畢業全校第一名,榮獲保送台大的學生不幸也名列黑名單,遭到取消保送的資格。「佈告欄」上高高貼出了記過學生的芳名,洋洋灑灑二十多人。大概因為人多氣壯,我們被記過的一群人,嘻嘻哈哈地在佈告欄前擠成一團,指指點點,互相呼叫公告上彼此的名字。

      班上有個學生的乾爸是報社的社長。這位同學長得高大亮麗,是學校樂隊的指揮,也是學校指派出席救國團學生會議的首席代表。她沒有受到懲法但決議打抱不平。她說:「我乾爸是XX報社社長,我們去登報抗議,抗議校長公報私仇。我來寫抗議書,全班都簽名。我把信送到報社去,他們一定會登。」

      全班同學「鬧熱滾滾」地爭相簽名那天,我正發高燒,流鼻水,病歪歪地躺在自家的「眠床」上。不知是誰幫我簽了名。那封抗議書三天後真的出現在報紙的讀者投書欄上。我的名字端端正正,登在抗議書下帶頭第一名。抗議書見報以後好幾天,訓導處並沒有任何動靜。記過的學生名單不知何時卻已不見。一個禮拜以後,第一節上課鈴才打響,一個女工匆匆走進了教室。她直直對著我走來說:「校長叫妳馬上到他辦公室去。」

      全班學生瞪大眼睛看著我。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了校長室。校長和教官陪著兩個陌生的男人面對面坐著。見我進門,校長示意我坐到離他不遠的小凳上。我把那兩個陌生人稍稍打量了一下。他們身穿中山裝,一胖一瘦,面白無鬚,臉上沒有表情,像塗了一層厚厚的油臘。他們的五官平板沒有特徵,是怎麼看就會怎麼忘記的那種臉譜。校長、女教官、兩個石膏臉與我,五個人互相對看了一會,最後由校長開口。他指著我面前矮茶几上幾張白紙對著我說:「這兩位先生帶來了一封信,妳先看一遍,照抄一份,簽上名就可以離開。」我嚇了一跳,有如墜入五里迷霧之中。「他們是誰?為什麼要我抄信?」我問校長。校長指一指坐我身邊的女教官說:「妳給她解釋一下。」女教官這才對我說出了事情的緣由。。。

      六天前有人寄給我一封信,信寄到學校。基於所謂安全檢查的理由,教官一向凡信必拆,這封信當然也難有例外。無聊男子給女學生寫幾封無聊的信也是平常事。教官經常是把信揉成一團往字紙簍一丟就了事。但是,指名給我的那封信,卻是針對那篇抗議書而發。信中對社會、對政府充滿怨言,且有鼓勵我組織學生團隊,提高抗爭的企圖。教官讀完信大起恐慌,認為該名男子有煽動學生對抗政府當局的嫌疑,立刻把信轉呈校長,兩人一起共商計議。校長不敢私了,飛快把信轉呈安全調查局。這才引來那兩位石膏臉的調查員。

「那個人到底是誰?」我問女教官。
「是個小公司的文書職員。」
「既然知道是誰了,就直接去找他,幹嘛還要我寫信?」
「小孩子不必多問,只要聽話行事就好。」校長悶聲呼喝起來。
「妳抄過這封信簽上名,以後就沒有妳的事。」胖石膏臉第一次開口。
「那——以後你們把我的簽名信當證據,把我當成匪諜的同謀一併抓走怎麼辦?」我顫顫抖抖的聲調,把那兩張石膏臉引出了一絲笑容。
      「我和教官都可以當妳的證人。」校長迫不及待地發出了獅子吼。我心想,被抓以後沒有公審就一槍斃命,證人有什麼用?

      我真的很害怕。三年前歷史老師一去不回的往事立刻浮上了心頭。兩張石膏臉上四隻眼睛直直地瞪著我。旁邊校長和教官又不停地催促,我腦裡一片亂象。我彷彿聽見喀擦一聲,看見匪諜人頭飛落,鮮血沾滿了地面。思緒紛亂,六神無主,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心底忽然有個聲音悄悄響起~~現在絕對不能抄,萬萬不能簽名,先拖兩天,再想辦法。我告訴他們,我要回去問問父親的意見。我做任何事從未瞞過他。我的態度非常堅決,他們看看不能強按我的手畫押也就讓了步。他們給我兩天時間,言明兩天後回來拿信。臨去時,那兩個石膏臉一再告誡~~治安機密,不得張揚。

      磨磨蹭蹭地踱進了教室,下課鈴聲正好響起。同學們一擁而上,七嘴八舌地問:「土公仔叫妳去問啥代誌?」當然不能說去做抓人的幫兇。靈機一動,我對著一群人吼叫:「你們哪一個夭壽鬼假冒本姑娘之名,在抗議書上簽字也就罷了,為什麼還把我的名字簽到最上頭?土公仔以為是我帶頭作亂,狠狠訓了我一頓。」

      捱到下課回家,一直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應該告訴父親。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1945年日本人遭到遣返離開台灣。陳儀治台初期,父親曾經被情治人員帶走,囚禁了十多天。幸虧外公以重金打通內外,才得平安脫險。我怕父親一旦知道此事,會害他惡夢重溫。我咬緊牙沒對他吐露半個字。那天我食不知味,書讀不下,睡不安寧。

      第二天升旗典禮時,當全校師生集合在升旗台前,頂著炎炎烈日大聲唱著「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時候,我受到女教官的特別禮遇,與她並肩站在遠離隊伍的一棵鳳凰樹下。那時正當晚春初夏,滿樹花紅似火,綠蔭如蓋。同學頻頻回首,不少人投來羨慕的眼光,沒人知道我心如黃連,有苦難言。

      女教官殷勤垂問,我與父親談論過後結果如何。我騙她說,父親前一天出差,要當夜才能回家。女教官沒再逼我,只對我曉以民族大義。她說:「像妳這麼優秀的學生,將來一定是國家有用的人才。如果這次能幫助情治單位查清此人底細,應是功勞一件,若能加入國民黨,我負責保送妳進政工幹校,前途發展,未可限量。」

      當天晚上我鼓起勇氣,把事情本末仔仔細細地說給父親聽。聽完後他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驚惶。考慮了好一會,他對我說:「這樣好了,妳明天到校長室去,當著他們四人之面,要求他們寫份切結書,說明一切都是他們四人的安排,妳只是奉命行事,後果與妳無關。妳在他們簽了名蓋完章以後,才抄寫那封信。一定要記住,讓他們簽名蓋章。妳把切結書拿回來讓我收存,以防萬一。」

      隔日到學校再度被召喚到校長室的時候,那兩個石膏臉早已在座。我把父親的吩咐一字一字地明白交代。他們倒也照著做了。我偷看他們的臉色,石膏臉照舊面無表情,教官透著一份輕鬆。校長的厚嘴唇卻在不停地嘀咕著~~還有這些麻煩事……。把切結書收好放進書包裡,拿起筆之前,我問他們,是不是能讓我看看對方的來信。
兩個石膏臉同時搖搖頭,瘦石膏臉說:「這已經不重要。妳就不用管了。」我提著筆一邊抄一邊發抖。信中不但充滿了反政府的措詞,最可怕的是竟然主動要求與他見面,要與他交朋友,要請教他許多國家大事。「我不寫了。」我帶著抖顫的聲音說。放下筆,我的眼眶注滿了淚水。十七八年生命初期平靜無波的歲月,第一次感到了身不由己,任人擺佈的悲哀。
「又怎麼啦?」校長已經不耐煩,聲音逐漸提高。
「我不要跟他見面。」我從牙縫裡迸出了這麼一句話。
「沒有人叫妳跟他見面。」胖石膏臉不帶表情地說。
「可是,這信裡明明這樣寫——。」
「信裡寫的,不必要照著做,反正有人會去跟他見面。」胖石膏臉又說。
「你們叫我寫信騙他出來?」我終於恍然大悟。

      我如夢遊一般把信抄完,在信末簽了名。胖瘦兩個石膏臉把兩封信仔細地對照了一遍,然後把信摺好放進了公事包。他們倆幾乎同時站起,向校長和教官點點頭,對我連個招呼也不打,就向門口走去。對于他們來說,我只是個他們執行計畫的道具。抄信事件之後的一段日子,我天天生活在疑神疑鬼焦慮不安的漩渦中,上下學路上,我一邊走一邊會神經質地回頭,怕那人認出我前來報復。

後來我曾問過教官結果如何,教官只輕描淡寫地說了兩句話:「那人已遭公司解雇,下落不明。」我到現在還是不大明白,這「下落不明」的意思是飯碗打破,流浪他鄉?是東窗事發,畏罪潛逃?還是被捕入獄,長待黑牢?等到疑懼不安的心情稍微減退,大學聯考已如一塊鉛版緊壓心頭,而我清淡樸實的高中生活也就逐漸成為永遠的過去。

後記:高中畢業以後,我有一個同學考上國立軍醫學院。有一次返鄉與同學聚會時,神秘兮兮地放低聲音告訴我們,她上解剖課時看到解剖台上的屍體,像極了那年教過我們歷史的陳老師。
                                                                            1997/2016年修訂)

Saturday, November 12, 2016

少棒生涯不是夢


蔡安達 原著 翠屏譯述

  我才剛滿六歲的時候,我的父母就忙著開車接送我和我哥哥,進出於不同的球場,參加不同的球隊~~娃娃棒球隊、少棒隊、足球隊,全年無休止。當時年幼的我,只覺得打球好玩,沒能體會到父母的辛勞。因為少棒隊是每天課後練球,除了每天兩次的球場接送,週末下午若有球賽,母親還要到球場邊的小攤和隊友的父親或母親一起賣熱狗、刨冰和糖果。現在時過境遷,回想童年生活,才知道那些年的球隊訓練和啟示,在我的生命中產生了極大助益與影響。對於生我育我的雙親,內心不由充滿了感激之情。

  對我來說,運動不單是四肢的活動,它還是人生的縮影。球場上勝負得失的感受,是生命過程中極重要的經歷。運動競賽給人最具體的意義是一種不屈不撓,奮鬥到底的精神。為了爭取團體的榮譽,人人奮不顧身,全力以赴,流汗流血,在所不惜。這就是奮鬥使美夢成真的原動力。

  我們來自台灣的父母,對於養育孩子一向盡其所能,不遺餘力。台灣孩子們也都勤勞苦學,在數理、音樂方面的表現極為出色。然而,少年運動的領域卻還是亟待開發的處女地。在孩童的世界裡,種族歧視是最不敏感的地帶。對團隊的忠誠與求勝的決心,讓教練和隊友對我們的膚色視而不見。如果你是球隊裡的好手,教練把你視若子姪,隊員把你當作好友。這種奇妙的種族融合,大概只在孩童的球場上才能發生,絕不可能發生在我們自家閉關自守的後院。

  奉獻、自律和刻苦耐勞,才能使生命更趨成熟,而運動正是這方面最好的訓練師。一個醉心於運動的孩子,一定比別人更注意自己的健康和技能表現。他們較有毅力把煙、酒、毒品等不良物件排開。為了避免隊友的取笑,或被對手球員取上難聽的外號,他也會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外表。

  台灣的父母較少積極鼓勵自己的孩子參加運動競賽。是不是害怕多運動會減少念書的時間呢?我母親曾經告訴我,一般台灣人的舊觀念是~愛運動的孩子「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其實,在運動場上,一個人可以學到課本上沒有的知識。譬如說,在棒球比賽時,球員的調遣、盜壘、長打短打等技術的互用等策略性的思考,極有助於成人商業世界的發展。再說,孩子們若不送到球場去,一放學就待在家裡看電視、打電話,豈不是更浪費可貴的時間麼?

  少年時代某種程度的競爭是必要的。生命的過程原本就是一場競爭:適者生存,優勝劣敗。一個社會競爭的勝利者,不一定是天才,但他一定是一個凡事盡力而為,不放棄、不推諉,對自己的理念堅持到底的人。這份堅持,在童年歲月的競技場上就能開始學習。他們能從球賽的勝利中得到一分啟示~皇天不負苦心人。他們也能從失敗的悲痛中得到一份教訓~努力不懈,堅持到底,勝利才有希望。

  也許有些家長會說,我們東方的孩子單薄弱小,放進球場裡與那些高頭大馬的西方孩子拼鬥,豈不是太危險了?其實,在六、七歲甚至十一、二歲之前,東西方孩子在體型上並無多大的區別。如果我們從小就灌輸給孩子,我們太弱、太小,比不過別人的觀念,孩子們可能就真正失去一個學習堅強、壯大、自信與自律的機會。以後在大社會的茫茫人海中,他們碰到身強體壯的對手,既使是心智方面的競賽,也會迴避退縮,把勝利的機會拱手讓人。 我從小就沒有夢想過,自己在運動世界中會有非凡的成就,也從未把任何超級球員當作崇拜的偶像;但在我的求學路上,我深刻地感覺到,我追求學問的啟發點,原始於六、七歲時,在休士頓城參加的少棒隊。

    我的學歷是史丹佛(Stanford University)商學博士。我目前在大學執教「商業管理碩士班」(MBA)。但在我心深處,我知道我一生中培養智慧以及體能教育的最佳時機和園地並非著名的史丹佛,而是十多年前的「白蘭公園」(Bayland Park)~~娃娃棒球隊、少棒隊、足球隊、台灣日壘球賽,以及數不清的倉促成軍,就地取材的臨時隊,在休士頓長夏炙熱懶散的日午。                                                         1997/2016年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