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寫作來時路 （中）

我的寫作來時路（中）              

在感傷的驪歌聲中，依依不捨地與同窗三年（或六年）的朋友珍重道別。懷著滿滿的感傷，大家分別奔向各自的大學。至於那些聯考歹運落榜的同學，則早一步進入社會謀生，兩三年後遇到心儀的對象，為人妻復為人母，過起與學生時代全然迴異的生活。

我抱著一腔寫作的熱枕，懷著當大學「新鮮人」滿滿的期待，在高雄車站告別諸親友（在1950年代，台北對於高雄人來說，有如天涯對海角，所以有眾多親友到車站送行），搭上八個多小時的漫長夜快車，前往台北直扣X大女生宿舍的門寰。

我投稿的園地是當時台北三大報～～聯合報、台北新生報以及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的副刊。那時，除了上課跑教室，大半時間都躲在圖書館，或者寢室裡，狼吞虎嚥高中時代未曾讀過的文學經典書籍。每當心有所感，就提筆埋頭「爬格子」。那時的稿紙上印滿方格，作者必得一筆一劃把字句填寫進去。修訂或補漏非常困難，比起今日的電腦打字，增刪補寫之方便迅速，真的已成隔世。

我那時對於報社的投稿，雖然不是每投必中，但是戰果還算不差。由於不斷地狂讀（文學著作）勤寫（文稿）的結果，我在大一中文課上的作文表現，得到老師很大的讚揚。曾經有一次，老師在班上當眾朗讀兩位學生（男女各一）的作品。她先朗讀男生的作文（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一位戲曲院士。對於台灣布袋戲、歌仔戲曲有獨到的研究與貢獻）。老師停了片刻之後，再度朗讀的，竟然是我的作文。那時我的感覺是忐忑、欣喜與意外三種心情慌亂的交雜。來自「下港」高雄的南部囝仔，面對全班過半數，滿口字正腔圓「國語」的台北超級女校的高材生，我作夢也沒想到會得到這份殊譽。

五０年代末期的大學女生宿舍庭院深深、門禁森嚴。當時還派有軍系女教官長住在裡面。所有住宿女生的信件都由門房代收，男客來訪，也都要先登記再經過門房的通告。記得那些年在門房值班的是兩個年輕女孩，其中一個長得圓潤豐滿，名叫淑姬，她的嗓門特別豐厚。若有信件或郵寄物，淑姬或另外那個女孩（名字惜已忘記）就會到我們二樓樓下，寢室門外的草坪上大聲呼喝～～XXX，有信（或包裹），或 XXX，外找。因為等待報社的稿費通知單，我算定郵差送信的時刻，早晚兩次都要前往門房那邊跑，因而與兩位女孩混得極熟。她倆對我的呼叫聲聽起來似乎特別悅耳親切。過了這麼多年後的今天，驀然回想，耳邊似乎還聽得到她倆清亮、高亢的嗓音。

有一次，淑姬叫我去拿信。我以為是期待中的稿費，興致勃勃跑到門房去。淑姬交給我一封淺藍色信封，我拿起一看，是一封「生份人」的來信。打開信封，看到信末署名Jane，是一個熱中於文藝創作的女孩。她在信裡說，為了能有更寬廣的寫作環境，她自彰化隻身前來台北。她一手秀麗端莊，令人驚豔的手寫字體，為她在人海茫茫的異鄉謀到一份尚足溫飽，「代書事務所」文書抄寫員的工作。這就是我與Jane綿延半個多世紀至今友誼的緣起。

Jane在信裡提及，她喜愛我在文稿裡述寫的，帶有繪畫意境的描述與內含詩意的詞句，希望跟我做筆友。我們開始傳閱彼此的作品，並交換讀後心得。她身材高窕，清秀文靜。她的文如其人，素淨淡雅中透出                         一份空靈。從此以後，每有空暇，兩個人就「湊陣」做當年文藝少女流行的「一掛代誌」，譬如～「作伙」到台北新公園附近的「田園咖啡館」去喝咖啡。這個咖啡館的特色是桌椅前後擺放盆栽與其他綠色觀賞植物，營造鄉村田園的閒散氣氛，同時播放輕鬆優美的古典音樂。當時的「田園」儼然是文藝人絡繹前往的聖地，不去朝拜，好像就無法成為「文藝咖」。我們也曾「相招」到住在台北的有名作家的住宅去登門拜訪。

不久之後，Jane經常投稿的「台北新生報」副刊主編童尚經先生看出了她在美術與寫作方面的才華，邀約她到報社去當副刊編排助理。我常到報社去看她，因而得以跟童主編會晤。童主編是一個敦厚長者，那時大概年方四十上下，對於寫作的後進如Jane與我，鼓勵有加，並多方協助。我自小對於自己筆寫的字體相當自卑，總覺得自己寫的字「無頭無面」，感到相當洩氣。哪裡想到童主編竟然對於我的字劃相當讚賞，他說看起來透著一股靈氣，獨樹一格。

童主編對於我手寫字體的肯定，讓我終生牢記不忘。多年之後，定居於海外異域的休士頓，在一所公立高中執教漢語課程時，我對於學生手寫方塊字整體面相的要求相當嚴格。我在教室裡對著學生說～～很多年前，當我比你們還大不了幾歲的時候，遇到一位最棒的報社編輯，他對於熱心寫作的青年非常照顧，不但盡量採用他們的文稿，而且從各方面給予正面的激勵，用實際的行動加強青年學生的自信心。他是我生平唯一誇獎我字體寫得好的人。後來，他被抓去槍斃。〈註〉

此時，忽然有一絲細小卻清晰的話語聲從學生群中響起～～有這麼嚴重啊？我還愣在講堂上沒會意過來時，全班已迸出轟堂的笑聲。原來我把話語接得太快，從寫字到槍斃，中間屈打成招，家破人亡，血淚交織、生離死別的轉折，被我無心地帶過。那天課堂上，我花了好長一段口舌，把當年台灣二二八慘案後接著而來四十年軍政一體的高壓政策下，「白色恐怖」時代的場景做了一番明白的解說與交代。

我的room-mates 之一 王X芬有一位哲學系同班知己名叫劉玉英。她家住台北，經常來到我們寢室找王X芬聊天。劉玉英可算是一位多產的文壇新秀。我經常在三大報看到她撰寫的散文或短篇小說，內心感到好羨慕，不知不覺把她當作偶像來看待，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有為者當如是」，每天只等稿費單，不必滿心挫折地從門房抱回一封又一封肥厚的退稿信。

但是當年校園裡最具controversial 爭議性的人物則非楊XX莫屬。我叫她小楊，她叫我阿蔡。她住在同樓層與我只差兩個房間的寢室。小楊喜愛標新立異，敢做敢言，但深具赤子之心。當時的時空環境，一般比較守舊的家庭，母親還嚴禁女兒穿「牛仔褲」。保守的母親認為牛仔褲拉鍊中開，看起來既不雅又粗野。小楊不屑屈服於這種好人家女兒應守的禮數，不但身穿緊貼牛仔褲，變本加厲還腳踩三吋高跟鞋，踢踢踏踏走向文學院，引得身旁行經的學生大行注目禮。足登三吋高跟去上課又是她另一類叛逆的表現。當時女生大半還穿平底鞋，頂多只敢穿一吋高的酒杯跟。那時法國年輕女作家沙岡（F. Sagan， 1935～2004）的成名著作「早安。憂鬱」，在台灣（尤其是大學校園裡）正當風行。小楊醉心於模仿沙岡任性、浪漫、大膽與前衛的行事作風與寫作技巧，所以被贈以「X大沙岡」的稱謂。

小楊走過我的寢室房門時，經常叫我跟她一起到系圖書館去看書、寫作業或翻閱文史檔案。有一次，她跑過來找我，竟然是為了一件意外的事故～～

「喂！阿蔡，天要掉下來了。那個讀歷史研究所的XX，昨天莫名其妙送給我一個圓盤當禮物，妳幫我想想，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我怎麼幫妳想啊？我又不認識他，只有幾次看到他穿一襲灰色長袍，跟人在文學院門口開講曬太陽。」

「妳說，他是不是要追我啊？」她還不肯放過我。

「我又不是他肚子裡的面蟲（蛔蟲）怎麼會知道？妳天不怕，地不怕，還會怕自己去問他？」我故意用話激她。

後來，這個故事（或韻事）的「且待下回分解」，我已全無記憶。或許因為事不關己，所以聽過即忘。XX後來成為辯才無礙，名滿天下的史學大師。還有一次，小楊怒氣沖沖跑過來問我，「徵信新聞」有沒有欠我稿費，已經欠了她好幾篇。我想了想，記得是有一篇散文在副刊登過，已有相當長一段時日，尚未接到稿費單。因為篇幅稍短，不值幾文錢，所以並沒放在心上。可是小楊說，只要是爬格子賺來的辛苦錢，她是錙銖必爭的，誰也別「肖想」吞了去。

我懶得勞師動眾，就建議先打個電話到報社去問清楚、說明白？她說電話早打了。出納小姐說主編（已忘其名）早已拿去，說會直接郵寄給作者。小楊幾乎是拎著我走向樓梯，走出校門。我們搭公車前往萬華區大理街，徵信新聞的辦公樓。我們直接走到副刊編輯室。主編看見我倆，顯然吃了一驚，臉色繃緊，隨口問起～你們怎麼來啦？小楊說明來意，主編停頓了片刻，然後拿出皮夾，從中抽出的竟然是現金而非稿費的單據。聽說不久之後，他就去職離開。至於離職的原因，跟我與小楊前往「討債」是否有所關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1963年畢業與小楊在校園道別，再相逢已經是1987年七月，在夏威夷碧海青天的Waikiki Beach。小楊是美東某所市立圖書管的管理員。那些年，到美國留學攻讀「圖書管理學」碩士位，是大部份台灣文史科畢業生的宿命。她的丈夫是夏威夷出生的廣東裔，在一個科技公司任職。利用暑期之便，小楊與先生攜帶孩子返鄉探親。我碰巧在同一時段，前往夏威夷參加「全美高中華語教員」的年度會議。經由一個也去參加會議的mutual friend的牽引，我與小楊得以在陽光海岸的綠色長堤，相逢暢談別來事。

我問小楊，是否還持續「X大沙岡」的戰鬥力，寫作、出書，實現當年與我擊掌互許的文學夢。她停了片刻，用緩慢不帶任何感情的語調說，已經隻字不寫。

「那麼，當年那股不把世界放進眼裡的沙岡豪情呢？」我抓緊不放。

「已經沒有什麼豪情了。」她水遠山高，淡定地回答。

「可是，高中、大學時代所寫的那些東西呢？是否早已集結出書？怕不只一本吧？！」我想起了走在女生宿舍的長廊上，穿著牛仔褲，腳踩三吋高跟鞋，口裏阿蔡、阿蔡叫個不停的前衛豪放女。

「出國前夕，一把火把剪貼簿全部燒光了。」她依然用平波緩流，不帶半點激動的語調說。

「Why?」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啦！別提了。那不過是一場年少輕狂的青春夢罷了。」

我與小楊，兩個大學時代同心一致，縱身躍下文藝寫作的浩瀚大海裡努力泅泳的好友，各自經歷了四份之一段世紀的歲月輪轉之後，在那個夏日黃昏，漫步在夏威夷胭脂紅落日晚霞映照的海岸，追懷談論的竟非文藝寫作的往事與前塵，而只是一般居家生活，兒女的教養與照顧，以及往日同窗故人生命過往的得失與悲歡。（中）                 (1/2017,下期續完)

〈註〉～2001年，阿扁執政時期獲得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