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芙美是我上小學四、五年級時的同班同學。她家是一幢日式的木造平房，有一個相當寬廣的院落。因為房子就座落在學校對面的小巷裡，我們下課以後或是放假的日子，都喜歡到她家去玩。說是到她家去玩，其實也很少進她屋裡去。除了進去上廁所、洗手、喝水，大半時間都消磨在院子裡。那時我們每個人都是天才發明家。一把落葉、幾粒小石子，隨手拈來就能變出各種把戲，就能笑呀叫呀，玩盡了長長的下午兼黃昏。芙美有一個小弟弟，那年幼稚園都還未上。當時我們十一、二歲但自以為已經長大，對那個講話還有一點「臭乳呆」的毛孩，我們嫌他「鎮腳鎮手」，常對他呼呼喝喝，他只能靜靜地站在一邊吧噠吧噠地眨著眼。
芙美的母親薄弱蒼白，天生一副老相。她的表情嚴肅，整天心事重重的樣子，好像從來沒見她笑過。初次見到她，我差點錯認她是芙美的「阿嬤」。比起芙美的母親，她父親就顯得年輕開朗多了。他長得瘦瘦高高，皮膚白晰，很像從「歌仔戲」裏走出來的文弱書生。他是牙科醫師，隨時都套著一件寬長過膝的白色工作袍。他們家的玄關門邊搭建一間醫療室，門上釘著一塊小小的招牌，牌上只寫著「江齒科」簡單的三個字。
江醫師極愛說話。他工作的時候手也忙，口也忙。從醫療室門前走過，常會聽到他喋喋不休地對「患者」開講。「患者」張大嘴巴，牙齒在接受修理，有口難言只有乖乖聽話的份。每次總是聽到江醫師一個人大河長江一路滔滔。斷斷續續地，可以聽到「…國民黨統治，二二八…陳儀…蔣介石…」原來在談論政治。我在家裡也常聽到老爸與親友議論時勢，雖然都壓低聲音，但習慣變成自然，也不覺什麼特別。倒是看到芙美的母親前腳進、後腳出地忙著打斷他先生的話題時，我還覺得她很囉唆。我曾聽過她這樣責備他：「治療『嘴齒』就治療『嘴齒』嘛，講一大堆『閒仔話』要做什麼？」
每次遭到太太的責備，江醫師就會用溫和的口氣帶笑地反駁：「講幾句閒仔話有什麼要緊？『敢講』連一點言論的自由也無？日本殖民地時代嘛無這呢專制…。」 這些週而復始，一成不變的「鬥嘴鼓」對我說來，無非是夏日午後說來就來的西北雨，唏哩嘩啦一陣過後就雨過天青，絲毫沒能留放在心上。我們一群「查某囝仔」最「甲意」的就是院子裏籬笆邊，那一大片長得又青翠又茂密的茉莉花。
數不盡也摘不完的茉莉花好像星星的眼睛，在日光下閃著點點銀光。我們坐在屋簷下的竹凳上，把滿滿一裙襬剛摘下連著短截嫩枝的茉莉花輕放在腳邊，然後用針線連綴成一串串清香四溢的花環。我們把花環戴在頭上，掛在胸前或手腕，自覺成了童話世界裡的小公主或是披著彩衣的仙女，在夢幻的天地間自在地飛翔。
那時候我們幾個小女孩都不太喜歡芙美的母親。十一、二歲「查某囡仔」的心情，愛憎全憑直覺。因為她沒有笑容，我們就全體「決定」她經常在生氣。因為她很少跟我們說話，我們就「決定」她不喜歡我們。因為她手裡永遠拿著一塊抹布在屋裡東擦擦、西抹抹，我們就「決定」她嫌棄我們弄髒她們的家具。我們也很少進她屋裡去。我們的遊樂園地只限於那方竹籬院落，特別是那一大叢「無暝無日」開得天上的星星一樣的茉莉花。
只有一件事到現在還遺忘不了。芙美的母親不准我們借用她家的廁所。有一天她把我們全體叫到面前說出這樣的話語：「恁這陣查某囡仔，那欲放屎著愛轉去恁e厝放，嘸通用阮e便所。」我們「歹勢兼受氣」，但不敢問她為什麼。自從她發表了那麼嚴重又恐怖的宣言之後，我們還去芙美家的花園玩，但不敢也不能逗留太久。玩到小便急到不能再忍就風駛電掣地跑回家。上初、高中時我廢寢忘食迷看武俠小說。每次看到書裡寫著「一柱香的工夫」的時候，我就會想到當年在芙美家，計算時間不用「一柱香」而是「一泡尿」，不自覺就會大笑起來。
長大後回想起來才完全明白其中的原委。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宿舍建築，可以蹲踞的「便所」並無現代的排水系統。便所的洞孔下只放得下一個不算大的木桶。每天清理那桶方便之物，實在是一件吃力又齷齪的工作。而我們四、五個青少年期的女孩，正處於會吃會拉的年紀，看到我們進進出出沒完沒了的「方便」，她那能不肉跳心驚？萬一木桶滿溢出來，「代誌」就非常「大條」啦！
升上初中以後，因為考進不同的學校，有了不同的作息與課業，芙美家我就不那麼常去。就是去了總還緊記她母親「一泡尿」的限制而不敢久留。上完初二那年的暑假，我又到芙美家去了一次。她家已經面目全非。除了那叢茉莉花，庭院花草枯死了大半。她父親一向視如生命的蘭花棚好像颱風刮過，斷枝殘葉散落一地。玄關門上「江齒科」的招牌已無蹤影。診療室門上貼一張白紙條，上面潦草地寫著「暫停營業」。
芙美的母親看起來好像生過一場重病。斑白的頭髮凌亂地覆蓋著前額，黃黃的臉色帶點浮腫，本來就不愛說話的嘴唇抿得更緊。她眼神癡呆，看了我一下，沒什麼表情也不打招呼，轉身就進到屋裡去。芙美也改變了許多。原來就扁長的腰身顯得更單薄，臉上佈滿了驚恐不安的神情。我還來不及問起是怎麼回事，她已先開口：
「我爸被人抓去了。」
「怎麼會這樣？什麼時候的事？」我感到自己的心「咚」地跳了一下，然後急速地下滑。
「已經兩個多月。」
「是我們派出所的警察嗎？」我著急地問。
「我媽媽說他們是『便衣』。」 當年一提到「便衣」，不用解釋就足夠讓人頭冒冷汗、膽戰心驚。
「可是你爸爸在家幫人補牙，很少出門，怎麼會惹來『便衣』？」
「我們最近才探聽出來，常來補牙的「患者」當中，有一個在特務機關做事。他檢舉我爸，說他常發表反政府的不當言論，煽動人心，為匪宣傳。」
「可也不能由他說了就抓，總得有什麼證據。」
「那天來的幾個人，在我們家翻箱倒櫃，到處弄得亂七八糟，問他們在找什麼？又不肯說，連爸爸的蘭花棚也不放過。」
「找到了什麼證據沒有？」我緊張地問。
「帶走了幾本書，一堆舊報紙，都是日文的，我也看不懂，舊報紙只認得四個字
～～《朝日新聞》。」
我和芙美站在院子裡談了一會話。我問她以後怎麼辦？她用茫然的眼神看住我，低下頭黯然地說她也不知道。她唯一的希望是父親能趕快回來。芙美的父親畢竟沒能活著回來。等到她母親接到通知到達監牢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一具沒有知覺的屍體。沒有遺書，官方對死因隻字未提。……我最後一次去看他們的時候，佈滿歲月滄桑的日式宿舍已換了新住戶。芙美姊弟跟她母親三人如風中飛絮，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了蹤跡。
六十年過去了，現在每當我回想從前，芙美一家人的音容笑貌，已如天邊的夕嵐晚照，顯得遙遠而不真確。倒是竹離牆邊那叢開成滿天星斗的茉莉花，跨越了歲月的長河，兀自在我的舊夢深處，綻放著星般的輝芒。 （1996/2017年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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