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到達 (上)

 

我與David於1965年9月結婚,那年我25歲. 三年後我們已經擁有了兩個兒子~~世斌(Bing)與安達(Andy). 懷上世斌是意外,懷上安達則是有心的安排. 因為1967那年秋天,在大學當了三年助教的David獲得了美國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的生物化學碩士學位的獎學金,即將出國留學. 那時我帶著世斌住在高雄市三鳳中街的<後頭厝> (台語~~for female~~My parents' home). 我是家中長女,後面跟隨著5妹與2弟,再加上與我家只有一牆之隔的舅舅(小兒科醫師)那邊的親人,我沒有人手匱乏的憂慮.我與David決定再生一個,因為我們知道,孩子一出生就能得到為數眾多的至親與長輩的照顧與關懷.

懷上安達的時候,我"害喜"的症狀與懷世斌的時候完全不同. 懷世斌時我是從早吐到晚,聞到飯香就吐,吃下任何東西馬上就反胃,幾乎把腸胃都要吐翻出來. 懷上安達的時候 我每天照吃照睡,胃口極佳,特別是甜點,從早吃到晚,到了欲罷不能的情況.

那年我在母校高雄女中教書. 每天騎著腳踏車出門時,路上會經過一家西點麵包店. 遠遠看到了那家商店的招牌,不管付出多大的決心與努力,我就是無法騎過那家商店的門口,我必得停下車進去購買半打的甜甜圈(donut),才能安心再跨上腳踏車前往學校去. 當然,那些甜甜圈就成了我最喜愛的午餐的佳餚.

因為懷孕的現象出現了如此不同的情況,不但是我自已,甚至身邊的至親與好友,全無異議都認為我腹中這一胎必定是女娃無疑.那段等待的日子裡,腦子裡無時無刻忙碌著尋找最高雅美麗的字彙來當女娃的名字.1968年一月中,預產期到時我的肚皮不見動靜,兩個禮拜過去後還是紋絲不動,安如磐石. 那時已經遠渡重洋身處異國的David,因為一直沒接到高雄家裡傳過去任何訊息,以為發生了什麼不祥的狀況,火速寄回來一封快信(那個時代打越洋電話的費用貴得嚇人,窮學生付不起那份消費),收信人是我老爸.老爸看完信轉交給我,我翻開一看,內容是肯求老爸做主,如果出了最壞的情況,母親與胎兒只能留其一,就向醫生要求保住產婦,犧牲嬰兒.

接到信後過了幾天,我直奔醫院找婦產科主治醫師商量. 他看到我的龐然大肚時也大吃一驚,急忙翻閱我的資料檔案,發現嬰兒的預產期已經逾越兩個多禮拜. 他二話不說,立刻吩咐身邊的護士,準備產房替我催生. 躺在產房床上,吃過醫生調配的催生劑,兩個小時後,我的肚子開始有了動靜,在一陣一陣有如絞斷腸肺那樣的劇痛中,我出盡全力,還是無法把胎兒擠弄出來. 經過了猶如一世紀那樣長時間的掙扎後,醫生拿起剪刀,"刷"的一聲,把我的產道剪開了一條裂縫.

已經掙扎到幾乎要昏迷的我,只聽到皮肉裂開的聲音,但不覺得特別疼痛.醫生放下剪刀,雙手很快往產門一撈,嬰兒的半個頭殼隨之出現,他再順手一拉,嬰兒完全脫離了我的身體.醫生在嬰兒的屁股輕輕拍了一下,嬰兒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我的身體瞬間完全失去了力氣. 迷糊中,聽到醫生沉穩的聲音說:[是個小男生,哇!九磅五(9.5 pounds)耶!比一般嬰兒多出好幾磅,難怪生不出來,差一點還得破腹產喔.]

我期待著一個小女娃,與老大世斌正好構成一個"好"字.哪裡會料到又來了一個小男生? 既來之則安之,骨肉連心,當我一眼看到這個壯碩健康有一雙瞇瞇眼的小嬰兒,內心立刻深深地愛上了.醫生問我,有沒有取好了名字? 我想到了~~嬰兒平安到達就是最大的福氣,於是很快告訴醫生,就叫他"安達"吧. 在醫院住了五天,baby安達吃飽了就睡,睡醒了再吃,不哭也不鬧,護士說很少看到這麼乖巧的小嬰兒.那幾天正好是農曆過年前後,親朋好友趁著年假到醫院來探望.他們一眼看到小安達的體型與"份量",都吃驚地說:[這哪裡是才出生幾天的baby啊!簡直就是三四個月大的小孩了啦!]

自從出生到八九個月大,小安達都是乖寶寶,健康又好照顧. 但是到了十個月以後,他聰明又頑皮的天性就慢慢顯露出來了. 有一次我抱著他,站在我父親(藥劑師)經營的藥房裡,隔壁我舅舅的小護士阿咪正好走進來,她很喜歡安達,一有空就過來抱抱他. 那一天,她沒有伸手把安達從我懷裡抱過去而只是在他的小手臂上輕輕打了一下,然後很快地閃到一邊.忽然間小安達伸出右手,對著站在我身邊,一個不相干的女孩的肩膀打了下去. 那個女孩嚇一跳,開口問:[喂!你怎麼打我了?]安達不慌不忙,伸手指著阿咪,用結結巴巴的童言回答:[因為她太遠,我打不到她啦!]在場的人先是愣住,隨後都大笑起來.其中有一個人笑著說:[不得了,這個"細漢囝仔"(台語~~little kid)長大以後做生意一定會賺大錢.這麼小年紀,就知道左邊賠錢,右邊"救本"的手段.]

我們家(西藥房)與舅舅家(小兒科診所)只隔著一道牆.兩家門前橫著一道"亭仔腳"(台語; arcade).一歲的小安達開始走路以後,從早到晚就跟三歲的哥哥世斌在"亭仔腳"玩.兩邊家人只要有空,就紛紛出來與兩個孩子一起"湊鬧熱"(台語; join in the fun). 這些大小親戚"你一言,我一語"地對著兩個孩子說話.所以兄弟倆沒有經過甚麼學習語言的過程,自然而然地就學會了一口流利的台灣話.

我的外嬤當時已經年近八十. 她經常坐在置放於兩家門口"亭仔腳"前的一條長板椅上,專心又滿意地看著兩個小曾外孫在她面前玩得滿頭大汗.阿祖對於這兩個孩子的關愛與呵護可謂入心透骨. 三歲的世斌去上托兒所. 因為年紀最小,常會受到大孩子的欺負. 有一次他從托兒所哭著回來,年邁的阿祖看到了,萬分不捨地馬上把他抱進懷裡,一面對滿臉淚痕的世斌說:[阿斌,阿祖給你講,以後有人打你,你要更用力地打回去.]哇!一向寬厚待人心性慈祥的阿祖,一旦心肝寶貝受人欺負,也會興起"用力打回去"的鬥志與豪情. 還有一次,安達感冒發燒,我那身為小兒科醫師的舅舅給的藥品藥效太慢,差一點就被外嬤罵得變成一隻"臭頭雞仔". 若在平時,身為唯一男丁的舅舅,外嬤是捨不得說他一言半句的.

 1969年七月盛夏,當我離開台灣前來美國前夕,帶著兩個孩子去向她辭行的時候,,她用非常悲傷的口氣對著眼淚汪汪的我說:[我最疼惜的三個人~~妳,阿斌與安達,註定無法送我上"山頭"]. 她的遺憾是在她生命的盡頭,我們不能守在她身旁跟她道別.她的預感果然成真. 1974年寒冬的某天晚上,83歲的外嬤在睡眠中安然過世 .David 那時只是在休士頓M D Anderson Cancer Hospital 當一個薪水微薄的博士後研究員(post doctorate),我們籌不出大人小孩四張返台飛機票的旅行經費.我只能在公寓後院,雙手合掌,眼含淚水,對著故鄉台灣高雄的方向低聲默禱~~祝福阿嬤萬緣皆放,西天路上一路好走.

David 在1967年秋季離開台灣來到美國留學.兩年後在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 完成了生物化學碩士學位.1969年夏天,他離開SDSU,前往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開始研讀生化博士學位,隨後也申請到了學校的married students' housing~~Spartan Village ,等待我與兩個孩子前去團聚.

那年七月中登機赴美那天,在台北松山機場,我背著安達,左手拉著世斌,右手拖著沉重的行李箱慢慢走向停靠在跑道上的中華航空班機.我頻頻回頭,萬分不捨地注視擠在等候室台階上揮手的一群送行的親友.我身上背著一歲半的孩子,眼眶又含滿淚水,所以步履蹒跚,忽然聽到父親半帶責備又兼不捨,含著啜泣的聲音從後方遠遠傳過來~~走快一點啦,妳不知妳背上的安達已經快被"日頭"(台語~sun)曬昏了嗎?

我只買兩個機艙的座位,因為兩歲以下不用買票.世斌坐在我旁邊,安達坐在我的膝蓋上.世斌沒看到阿嬤跟上來,眼淚汪汪地用純台語對我說:[媽咪,我要下去找阿嬤,我不要到美國去找阿爸.]我除了掉眼淚,竟然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前排座位上一個中年台灣太太回過頭來,看著淚留滿面的我們母子倆,忍不住也流下了眼淚,同時說:[這個孩子好可憐啊!飛機還未起飛,他已經在思念阿嬤了.]

當年還沒有從台北直飛美國的飛機.我們只能在東京過夜.第二天清早再趕到東京機場搭機到達芝加哥.芝加哥機場是最接近密西根州的國際機場.安達一路上都很安靜乖巧,只有在寬廣的人來人往的候機室,我一定要把他緊緊抓住,因為一看到有出關登機的gate打開,他就會跑過去擠在旅客旁邊.他小小的一具"身軀",查票員一疏忽真的會讓他跟著陌生人走到別的飛機上.

飛機飛行了將近十四個小時才到達芝加哥(Chigo city).MSU校園到芝加哥的O'Hare 國際機場,相距大約240 miles ,開車需要四個小時. David擔心自己的二手貨舊車開不了如此長途,一個就讀同校也同樣來自高雄的朋友,自告奮勇開著他兩年新的Honda,從學校載著David到機場去接我們.當小安達開始在牙牙學語的時候, 阿嬤(我母親)教過他,遇到阿爸/媽咪的男性朋友,如果年紀較大,要叫"阿伯",年紀較小,要叫"阿叔".在飛機上,我一再叮嚀,看到父親要叫"阿爸".結果是~~當David 初次見到寶貝幼兒,激動地把他攬進懷裡的時候,安達對他大聲呼叫"阿伯".

我們一家四口人總算在 "Spartan Village"安居下來. 那些年有幾家台灣來的留學生家庭也住在那裏.我們住二樓,隔壁一家姓胡,他們有一個兒子叫Robert,讀小學五年級.樓下住的一家姓潘,兒子叫Bo-nan,年紀跟世斌一樣大.他們三個小男孩常在樓下的playground 跟其他幾個也住在Spartan Village 的白人小孩一起玩.安達的年紀最小(2-3歲),有時候他們遊戲時嫌他礙手礙腳,所以不讓他參加.他跑回來聲淚俱下向我投訴,我得好話說盡安慰他.

有一次雪後天晴,陽光照射在白雪鋪蓋的playground上,燦亮得讓人幾乎睜不開眼睛.一群孩子在雪原上玩了大半天,安達沒有跑回來哭訴.我覺得有點奇怪,於是就到playground 去看個究竟. 我看到用積雪堆成的一座與安達齊高的露天碉堡,他臉上帶著微笑,乖乖地站在碉堡中.我問他在做什麼?他說在玩[警察抓小偷]的遊戲.他們(那些年紀較大的孩子)派他扮演小偷,所以被關在監牢裡面.

 我轉頭看看其他的孩子,就在離安達不遠的地方玩得興高采烈.我覺得有點心酸,但是沒有說破~~[他們是不要你在裡面攪局,才派給你這份被關在牢裡的戲份啊!]看到他臉帶笑容站在牢裡,非常滿足的模樣 ,我心裡想,只要他高興就好,所以沒有說破那群大孩子"壞壞"的詭計.

1971年秋季開學,David跟我不但已經能看懂而且瘋狂地迷上了美式足球比賽(American football game).為了觀看Big 10 大學聯盟的校際比賽,我們 從單薄的助教獎學金勉強抽出一筆錢買了學生的月季票.每個有球賽的周末,我們總是全家總動員,風雪無阻準時到達那座可以容納十萬人的足球場上看比賽. 三歲大的安達當然看不懂也沒興趣,每當我們興高采烈大呼小叫地為校隊加油的時候,安達總是躲在老爸的懷裡趴在他的肚皮上睡覺.有時被十萬球迷的呼叫聲吵醒,他就不情不願地從老爸身穿的snow coat中探出頭來悶聲問到:[打了啊未啦?]~~一口字正腔圓的台灣話!

我們居住的學生宿舍有兩個臥室. David 自己睡一個房間.這樣的安排是因為David 每天早出晚歸忙著在學校做生化實驗,趕寫博士論文,擁有一個獨立房間出入比較方便,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另一個原因是自從出生以來,兩個孩子一直都跟我睡在榻榻米的眠床同一頂蚊帳裡.我不願意初到外國異鄉,就讓孩子們產生了受到母親疏離的感覺.所以我們母子三人就擠睡在另一個不算寬廣的房間.當David深夜從實驗室回來,兩個孩子往往已經趴在枕上熟睡,或者已經呵欠連連,睡眼惺忪惺正要入眠.

David每晚回到家裡,還沒有放下手上的書冊,就一腳踏進我們的房間,不管孩子已經入眠還是半睡,都會出手摸摸孩子們的手腳,同時跟他倆說些孩子氣的話.安達有一次因為被老爸吵醒,很生氣地對我說:[媽咪!阿爸每天晚上都會來吵鬧,很煩耶!我們來給他娶一個 "某"(台語~~wife),跟他睡覺好不好?這樣他就不會過來糟蹋(台語~~bother)我們啦!我一時沒聽懂,問他:[你在說甚麼?]他一字不漏地又重複說了一遍.我感到驚訝也好笑,才三歲的小男孩,怎麼會想到這個怪念頭?

我再順口問他:[那我們幫他娶什麼樣的"某"比較好呢?要黑頭髮的還是金頭髮的],他毫無懸念地回答:[金頭髮的].我大感意外,很快再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金頭髮的比較漂亮!!].我把這段母子的對話告訴住在Spartan Village 的台灣朋友,大家笑得幾乎直不起腰.五十多年過去了,前不久一對曾經同時住過"斯巴達村"的老友郭教授與夫人到Houston 探望兒子 ,同時也過來看看我們,閒談間提到住在Spartan Village 青春歲月的一些前塵與往事,教授夫人還提到小安達要幫他阿爸娶一個金髮美女坐"某"的故事.大家還是忍不住同時放聲大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