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到達 (下)

 

 

當時David 一共得到了Minnesota, Wisconsin與Michigan State 三所大學的博士學位入學許可與獎學金.他之所以選讀MSU的主要原因除了那是一個很不錯的大學以外,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的大妹Miko與她的先生當時住在Midland, Michigan.那個小城在Michigan州中部,離MSU大概兩個小時的車程.在幅員廣大的美國,這並不算是太遠的距離.他決定選讀MSU就是認為我們兩姊妹可以經常來往,讓初離國門身處異鄉的我不會感到太寂寞. Midland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小城,人口不多,寧靜優雅,冬季四個月雪花繽紛.美國數一數二的化學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就設置於此地.

我的大妹夫姓高,台北市人,在普度大學 讀完博士學位後,就到Dow Chemical 公司上班,是一個很優秀的化學工程師.那時他們身邊還沒有孩子,所以比較有時間.每逢周末或假期,他倆常到Spartan Village 來看我們.安達聰明伶俐又調皮,所以Uncle 高特別喜歡逗他玩.那些年因為我們的生活只靠David 的Scholarship來維持,所以經濟非常拮据.兩個孩子似乎也明白父母的苦衷,從來沒有要求我們花錢買玩具,他倆只是到playground去就地取材,找一些小玩意帶回家裡來.

有一次安達抓了幾隻小蝌蚪放在小盆子裏,再倒進半盆清水.他每天看著小蝌蚪在水盆裡游來游去,就會很開心.他把水盆放在家裡一個他認為最安全的角落,每天小心地照顧與看守著.有一個周末,Uncle 高與Mi-ko 阿姨從Midland開車過來看我們.中午吃過了飯兩個孩子跑到樓下去玩.Uncle 高看到了那些小蝌蚪,走過去隨手端起小水盆,藏到另一個隱密的地方.安達玩累了跑回到屋裡後,第一件事就是尋找他的小寶貝.他沒有找到,他問到Uncle高的時候,他笑著對安達說,因為肚子餓,所以把小蝌蚪都吃到肚子裏去了.

這當然不是真的,安達知道是Uncle高在開玩笑.但是天生調皮又不肯服輸的個性在作祟,他不肯再多問一次.Uncle 高也沒有自動告訴他藏在什麼地方,而我們也相信在這小小的兩房一廳的學生公寓,根本沒有什麼祕密的藏所.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Uncle高跟Mi-ko阿姨回去後,我們全家總動員,把家裡翻遍,竟然找不到那個小水盆.多年後在某一次家族聚會中,Uncle 高忽然想起了這則陳年舊事. 開口問安達:[後來找到了小蝌蚪沒有?]安達搖搖頭說:[沒有],同時問Uncle 高"到底藏在哪裡?"他說他也忘記了.這件事從此就成了我們家族永遠沒有答案的一個謎了.

1972年八月學校開學,世斌進入Spartan Village School讀小學一年級.安達則上幼稚園.這一學年在隔年(1973)五月結束後,世斌理所當然會升上二年級.安達則因年歲不足(未滿6歲),必須在家空等一年.我想到白天當所有的玩伴都在學校上課的時候,安達獨自一人在家會感到多麼寂寞與無聊.我在心裡開始盤算,希望能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下學期春假過後的有一天黃昏,天色晴朗,落日把人行道兩旁尚未溶盡的冰雪染成了美麗的胭脂色.我看看窗外寧靜美麗的夕陽晚景,產生了一番想到屋外散步同時呼吸冰涼空氣的興趣.二話不說,我立刻穿上heavy coat 同時也幫安達套上 hooded jacket ,鎖上門後母子兩人手拉手走下樓梯去.

走在路上,安達問我:[媽咪,我們要去哪裡?],我說;[到學校去接哥哥回家.]我們安步當車往Spartan Village School的方向而去.走到學校門前的廣場時,沒有看到世斌,迎面走過來的卻是他的級任老師 Mrs.Smith.我們兩個人開始寒暄. Mrs.Smith 看到站在我身旁的安達,就問我:[這個孩子是誰? 是妳的小兒子嗎?]我說:[是的,他叫Andy,是Bing的弟弟 ]剛說完,一個念頭忽然從我腦海中衝撞出來.我毫無懸念地開口向Mrs. Smith 說:[Andy 因為年歲還不夠,按照規定 ,今年秋天新學年開始的時候,他還不能上一年級.他所有的玩伴都上學了,他一個人留在家會很寂寞.請妳破例 收留他在妳一年級的班裡好嗎?] Mrs. Smith 聽完後,只停了片刻,就很乾脆地說;[Bing的弟弟,我就收了.]我還來不及開口道謝,先聽到砰的一聲,安達全身直挺挺躺到地上,口裡小聲嚷著:[I am dead!]

1973年八月中Spartan Village School開學,清晨七點多,安達跟著哥哥 一前一後半走半跑在前往學校的小路上逐漸遠去.下午四點多,兩兄弟又開開心心地回到家.我問安達上課好不好玩? 他點點頭.我又問他老師問的問題你都會回答嗎? 他又點點頭還加上一句評語~~too easy! 差不多與此同時,David 接到了世界著名的癌症研究機構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Houston, Texas)回覆的信函,將以Post doctorate的身份,從事cancer research 的工作.那年11月的最後幾天,我們全家帶著簡單的行李,由David開著他的老爺車離開MSU, 千里跋涉來到墨西哥灣(Gulf of Mexico)邊的美南大城休士頓(Houston),那天正好是美國每個家庭團聚歡慶的感恩節(Thanksgiving Day).

我們租住在Houston 西南區Stella Link 路與North Braeswood Blvd 交角的公寓.感恩節過後的開學日, 我們帶著兩個孩子到附近的 Mark Twain Elementary School 去辦理註冊與轉學的手續.過程簡單又順利. 但是隔天我們卻意外地接到了學校的註冊組長打來的電話.她說安達年歲不足,不能就讀一年級,必須退回到幼稚園去.我在電話裡解釋說,來到Houston 之前,安達已經在Spartan Village School 讀了三個月的一年級,得到老師很多的讚揚. 如果把他退回去重讀幼稚園,對孩子的心智會是很大的打擊.電話那邊的註冊組長不置可否,只說希望我們到學校去當面商談.

因為David正好忙著一個專題演講的籌劃,一時走不開,等到我們得空準備前往學校去理論的時候,一個星期已經過去. 那天清晨我們正要出門前聽到電話的鈴聲響起,原來又是註冊組長打來的電話.她用非常客氣的語氣說:[好消息,你們不必花時間過來啦!因為一年級班的老師說Andy學習得極好,聰明又活潑,她堅持要把這個孩子留下來.]這就是安達在Mark Twain Elementary 讀書的緣起.

他在這個學校讀了兩年.除了這則學校要把他降級的故事,刻印在我記憶的版頁之外, 另一個插曲更是令我終身難忘.因為他除了天資聰穎,向來就是一個反應迅速又很有獨立個性的孩子,所以對於他的意見或請求,我多半都會同意並接受.所以上學第二天,當他向我提起放學後自己會走回來,叫我不必去接他的時候,我知道他一定胸有成竹,記住了街巷的名稱與公寓的號碼.

那天下午我在公寓忙著家事.無意間抬頭望向壁上的掛鐘,發現已經超過了學校放學的時刻,而孩子卻尚未到家,我開始感到納悶同時也焦慮起來.,正要準備出門到路上尋找孩子的時候,忽然聽到一陣敲門聲.打開房門,秒間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面貌和善的中年白人太太,安達乖乖地站在她身旁.我還來不及出聲,那個中年太太已先開口同時指著安達說,她開車經過學校附近時,看到這個小孩子揹著書包在路旁行人道上一面走一面左顧右盼,頻頻回首,好像迷路的樣子,所以停下車問個究竟.這個孩子聰明,清楚地告訴她我們公寓的地址,甚至也說出了門牌號碼.她就接他上車載送回來.她離開後,我拉著安達的手臂走進房裡並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眼裡含著一泡淚水,輕輕地說;[我弄錯方向,走錯了校門.]

我們只在那個公寓住了兩年(1973-1975),然後就在Arial St.(靠近Hillcroft Ave)買了我們的第一棟房子.兩年多以後,正好對門那棟房子出售,因為我比較喜歡它內部的格局,所以就買下來把家搬過去.我們前後在Arial St.前後一共住了四年多.兩個孩子 從Mark Twain Elementary 轉學到 Herod Elementary 讀到小學畢業.這幾年之間,每次有校際的數學比賽,他倆都為學校帶回來優勝的獎品.我記得世斌得到一次全市小學Number Sense 數學比賽第一名,安達隔年又拿到了冠軍.

有一次,已經忘了什麼原因,我到Herod 學校去,在那裏碰巧遇到了校長.我介紹自己是學生的家長,同時提到兩個孩子的名字.校長滿臉笑容,迫不及待立刻接下去說:[太好啦!妳這兩個孩子每次出去參加學業競賽,都為學校爭到了很大的榮譽.你們如果還有第三個孩子,一定也要送到我們這裡來上學喔!]聽到校長這番話,我感到非常高興也覺得很有面子.

小學畢業後他倆接著上Sharpstown Junior High school.這三年期間,兩個孩子的學習都很順利,也為學校爭到了不少校際學業競賽的獎牌.三年的歲月轉眼飛逝,很快就到了就讀高中的年份.我們居住地段所屬的校區是Sharpstown Senior High School,世斌且已經在該校就讀了一年.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自己在Bellaire High School獨立創設並執教Mandarin Chinese 課程已逾五年,應該算得上資深教員了,如果去請求校長,給我特別的待遇與通融,讓我的兩個孩子越區到Bellaire High 來上學,幫我省去每天接送孩子的勞累,一定能增進我教學的熱情與精力.經過了一番思考,在當天午後的一個空堂,我快步走進校長Mr.David McLure 辦公室.校長聽完了我的陳述,二話不說,只是簡單地告訴我~~明年就把兩個孩子一齊轉學過來.

安達十年級那年某日的中午,我走出教室下樓時,正好遇到一個只覺得面熟卻不知道他是教哪個科目的老師.他一看到我很快開口說: [我知道妳是Andy Tsay 的媽媽.我是Mr. Mitchell, Andy的英文老師].我內心暗叫一聲"不好!",這個小子不知道又在教室裡搞出了什麼花樣,老師要來告狀了.沒等我開口,他馬上 接下去說:[我每次在修改學生作文的時候,都想盡辦法,要在他的篇幅裡找錯誤.我連每個逗點或句號都不放過,就是找不到任何錯誤.全篇的陳述與安排 也都很正確,但是讀起來卻是很boring.]聽完他的陳述,我竟然無法答腔,因為一時分不出這些話是"褒"還是"貶".

安達升上了11年級的時候,有一天他的數學(忘記了是代數"algebra"還是幾何"geometry"?)老師到我的漢語教室來看我. 她說安達上課時不專心聽講,顯得很無聊.她知道安達的程度已經超越她傳授的課程的內容,所以專程前來跟我商討,希望把他提升到更高一級的班上去. 那天回家後我提到這件事,還沒等我說完,安達已經把頭搖成了一個玲瓏鼓. 他對我說,決對不要升班或跳級,因為在那個班裡他過得很快樂.聽到這句話,我就知道他在上課時一定跟同學做了一些調皮搗蛋的"歹代誌"(台語:bad thing). 捱了我一頓訓話後,他大概就乖乖地安份下來.那位老師也沒再提起,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世斌與安達在Ballaire High 就讀期間,為學校爭取了很大的榮譽.世斌在十二年級時,拿到了全美高中生物比賽的冠軍.隔年的冠軍由安達取得. 再過後一年,安達升上12年級,又將代表學校出去參賽時,我問他:[你不是已經參加過一次,拿回來一座獎盃了嗎?]他回答我說:[今年我們學校的math & science club 沒有對生物很傑出的學生,我是這個club的president, 我要再出去拚一次,絕對不能讓學校沒面子.]那次比賽,他果然又替學校捧回來同樣的冠軍杯.

 安達畢業那年申請大學的成績非常出色,前後接到了世界聞名的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與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錄取通知單以後,他跟上了哥哥世斌(一年前同樣的哈佛與史丹佛雙率取)的腳步,捨棄了哈佛而前往史丹佛. 由於與生俱來的"安土重遷"的個性,安達在史丹佛大學從大學部直攻到博士學位.畢業後在當地(矽谷)的一所大學任教至今.

自從兩個孩子在1984與1985年先後從Bellaire High 畢業後,我還繼續執教直到2007年退休.在這段相當冗長的教學歲月中,每當課後我走過與我的教室同樓層的 Science classrooms 時,若是看到老師還在室內忙碌,我總會走進去與他/她寒暄,名為"Say Hi!"其實是想看看教室內琳琅滿目的獎狀與獎牌,浸淫於孩子們為學校爭取的榮譽之光環中.

光陰似箭,自從退休至今轉眼已近20年,如今回想,往事歷歷,他倆在Bellaire High 就讀的前後四年,的確是我在該校32年教學生涯中最感到自豪與快樂的時光.  

 (2026年5月完稿)

 

 

 

 

 

 

 

 

平安到達 (上)

 

我與David於1965年9月結婚,那年我25歲. 三年後我們已經擁有了兩個兒子~~世斌(Bing)與安達(Andy). 懷上世斌是意外,懷上安達則是有心的安排. 因為1967那年秋天,在大學當了三年助教的David獲得了美國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的生物化學碩士學位的獎學金,即將出國留學. 那時我帶著世斌住在高雄市三鳳中街的<後頭厝> (台語~~for female~~My parents' home). 我是家中長女,後面跟隨著5妹與2弟,再加上與我家只有一牆之隔的舅舅(小兒科醫師)那邊的親人,我沒有人手匱乏的憂慮.我與David決定再生一個,因為我們知道,孩子一出生就能得到為數眾多的至親與長輩的照顧與關懷.

懷上安達的時候,我"害喜"的症狀與懷世斌的時候完全不同. 懷世斌時我是從早吐到晚,聞到飯香就吐,吃下任何東西馬上就反胃,幾乎把腸胃都要吐翻出來. 懷上安達的時候 我每天照吃照睡,胃口極佳,特別是甜點,從早吃到晚,到了欲罷不能的情況.

那年我在母校高雄女中教書. 每天騎著腳踏車出門時,路上會經過一家西點麵包店. 遠遠看到了那家商店的招牌,不管付出多大的決心與努力,我就是無法騎過那家商店的門口,我必得停下車進去購買半打的甜甜圈(donut),才能安心再跨上腳踏車前往學校去. 當然,那些甜甜圈就成了我最喜愛的午餐的佳餚.

因為懷孕的現象出現了如此不同的情況,不但是我自已,甚至身邊的至親與好友,全無異議都認為我腹中這一胎必定是女娃無疑.那段等待的日子裡,腦子裡無時無刻忙碌著尋找最高雅美麗的字彙來當女娃的名字.1968年一月中,預產期到時我的肚皮不見動靜,兩個禮拜過去後還是紋絲不動,安如磐石. 那時已經遠渡重洋身處異國的David,因為一直沒接到高雄家裡傳過去任何訊息,以為發生了什麼不祥的狀況,火速寄回來一封快信(那個時代打越洋電話的費用貴得嚇人,窮學生付不起那份消費),收信人是我老爸.老爸看完信轉交給我,我翻開一看,內容是肯求老爸做主,如果出了最壞的情況,母親與胎兒只能留其一,就向醫生要求保住產婦,犧牲嬰兒.

接到信後過了幾天,我直奔醫院找婦產科主治醫師商量. 他看到我的龐然大肚時也大吃一驚,急忙翻閱我的資料檔案,發現嬰兒的預產期已經逾越兩個多禮拜. 他二話不說,立刻吩咐身邊的護士,準備產房替我催生. 躺在產房床上,吃過醫生調配的催生劑,兩個小時後,我的肚子開始有了動靜,在一陣一陣有如絞斷腸肺那樣的劇痛中,我出盡全力,還是無法把胎兒擠弄出來. 經過了猶如一世紀那樣長時間的掙扎後,醫生拿起剪刀,"刷"的一聲,把我的產道剪開了一條裂縫.

已經掙扎到幾乎要昏迷的我,只聽到皮肉裂開的聲音,但不覺得特別疼痛.醫生放下剪刀,雙手很快往產門一撈,嬰兒的半個頭殼隨之出現,他再順手一拉,嬰兒完全脫離了我的身體.醫生在嬰兒的屁股輕輕拍了一下,嬰兒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我的身體瞬間完全失去了力氣. 迷糊中,聽到醫生沉穩的聲音說:[是個小男生,哇!九磅五(9.5 pounds)耶!比一般嬰兒多出好幾磅,難怪生不出來,差一點還得破腹產喔.]

我期待著一個小女娃,與老大世斌正好構成一個"好"字.哪裡會料到又來了一個小男生? 既來之則安之,骨肉連心,當我一眼看到這個壯碩健康有一雙瞇瞇眼的小嬰兒,內心立刻深深地愛上了.醫生問我,有沒有取好了名字? 我想到了~~嬰兒平安到達就是最大的福氣,於是很快告訴醫生,就叫他"安達"吧. 在醫院住了五天,baby安達吃飽了就睡,睡醒了再吃,不哭也不鬧,護士說很少看到這麼乖巧的小嬰兒.那幾天正好是農曆過年前後,親朋好友趁著年假到醫院來探望.他們一眼看到小安達的體型與"份量",都吃驚地說:[這哪裡是才出生幾天的baby啊!簡直就是三四個月大的小孩了啦!]

自從出生到八九個月大,小安達都是乖寶寶,健康又好照顧. 但是到了十個月以後,他聰明又頑皮的天性就慢慢顯露出來了. 有一次我抱著他,站在我父親(藥劑師)經營的藥房裡,隔壁我舅舅的小護士阿咪正好走進來,她很喜歡安達,一有空就過來抱抱他. 那一天,她沒有伸手把安達從我懷裡抱過去而只是在他的小手臂上輕輕打了一下,然後很快地閃到一邊.忽然間小安達伸出右手,對著站在我身邊,一個不相干的女孩的肩膀打了下去. 那個女孩嚇一跳,開口問:[喂!你怎麼打我了?]安達不慌不忙,伸手指著阿咪,用結結巴巴的童言回答:[因為她太遠,我打不到她啦!]在場的人先是愣住,隨後都大笑起來.其中有一個人笑著說:[不得了,這個"細漢囝仔"(台語~~little kid)長大以後做生意一定會賺大錢.這麼小年紀,就知道左邊賠錢,右邊"救本"的手段.]

我們家(西藥房)與舅舅家(小兒科診所)只隔著一道牆.兩家門前橫著一道"亭仔腳"(台語; arcade).一歲的小安達開始走路以後,從早到晚就跟三歲的哥哥世斌在"亭仔腳"玩.兩邊家人只要有空,就紛紛出來與兩個孩子一起"湊鬧熱"(台語; join in the fun). 這些大小親戚"你一言,我一語"地對著兩個孩子說話.所以兄弟倆沒有經過甚麼學習語言的過程,自然而然地就學會了一口流利的台灣話.

我的外嬤當時已經年近八十. 她經常坐在置放於兩家門口"亭仔腳"前的一條長板椅上,專心又滿意地看著兩個小曾外孫在她面前玩得滿頭大汗.阿祖對於這兩個孩子的關愛與呵護可謂入心透骨. 三歲的世斌去上托兒所. 因為年紀最小,常會受到大孩子的欺負. 有一次他從托兒所哭著回來,年邁的阿祖看到了,萬分不捨地馬上把他抱進懷裡,一面對滿臉淚痕的世斌說:[阿斌,阿祖給你講,以後有人打你,你要更用力地打回去.]哇!一向寬厚待人心性慈祥的阿祖,一旦心肝寶貝受人欺負,也會興起"用力打回去"的鬥志與豪情. 還有一次,安達感冒發燒,我那身為小兒科醫師的舅舅給的藥品藥效太慢,差一點就被外嬤罵得變成一隻"臭頭雞仔". 若在平時,身為唯一男丁的舅舅,外嬤是捨不得說他一言半句的.

 1969年七月盛夏,當我離開台灣前來美國前夕,帶著兩個孩子去向她辭行的時候,,她用非常悲傷的口氣對著眼淚汪汪的我說:[我最疼惜的三個人~~妳,阿斌與安達,註定無法送我上"山頭"]. 她的遺憾是在她生命的盡頭,我們不能守在她身旁跟她道別.她的預感果然成真. 1974年寒冬的某天晚上,83歲的外嬤在睡眠中安然過世 .David 那時只是在休士頓M D Anderson Cancer Hospital 當一個薪水微薄的博士後研究員(post doctorate),我們籌不出大人小孩四張返台飛機票的旅行經費.我只能在公寓後院,雙手合掌,眼含淚水,對著故鄉台灣高雄的方向低聲默禱~~祝福阿嬤萬緣皆放,西天路上一路好走.

David 在1967年秋季離開台灣來到美國留學.兩年後在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 完成了生物化學碩士學位.1969年夏天,他離開SDSU,前往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開始研讀生化博士學位,隨後也申請到了學校的married students' housing~~Spartan Village ,等待我與兩個孩子前去團聚.

那年七月中登機赴美那天,在台北松山機場,我背著安達,左手拉著世斌,右手拖著沉重的行李箱慢慢走向停靠在跑道上的中華航空班機.我頻頻回頭,萬分不捨地注視擠在等候室台階上揮手的一群送行的親友.我身上背著一歲半的孩子,眼眶又含滿淚水,所以步履蹒跚,忽然聽到父親半帶責備又兼不捨,含著啜泣的聲音從後方遠遠傳過來~~走快一點啦,妳不知妳背上的安達已經快被"日頭"(台語~sun)曬昏了嗎?

我只買兩個機艙的座位,因為兩歲以下不用買票.世斌坐在我旁邊,安達坐在我的膝蓋上.世斌沒看到阿嬤跟上來,眼淚汪汪地用純台語對我說:[媽咪,我要下去找阿嬤,我不要到美國去找阿爸.]我除了掉眼淚,竟然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前排座位上一個中年台灣太太回過頭來,看著淚留滿面的我們母子倆,忍不住也流下了眼淚,同時說:[這個孩子好可憐啊!飛機還未起飛,他已經在思念阿嬤了.]

當年還沒有從台北直飛美國的飛機.我們只能在東京過夜.第二天清早再趕到東京機場搭機到達芝加哥.芝加哥機場是最接近密西根州的國際機場.安達一路上都很安靜乖巧,只有在寬廣的人來人往的候機室,我一定要把他緊緊抓住,因為一看到有出關登機的gate打開,他就會跑過去擠在旅客旁邊.他小小的一具"身軀",查票員一疏忽真的會讓他跟著陌生人走到別的飛機上.

飛機飛行了將近十四個小時才到達芝加哥(Chigo city).MSU校園到芝加哥的O'Hare 國際機場,相距大約240 miles ,開車需要四個小時. David擔心自己的二手貨舊車開不了如此長途,一個就讀同校也同樣來自高雄的朋友,自告奮勇開著他兩年新的Honda,從學校載著David到機場去接我們.當小安達開始在牙牙學語的時候, 阿嬤(我母親)教過他,遇到阿爸/媽咪的男性朋友,如果年紀較大,要叫"阿伯",年紀較小,要叫"阿叔".在飛機上,我一再叮嚀,看到父親要叫"阿爸".結果是~~當David 初次見到寶貝幼兒,激動地把他攬進懷裡的時候,安達對他大聲呼叫"阿伯".

我們一家四口人總算在 "Spartan Village"安居下來. 那些年有幾家台灣來的留學生家庭也住在那裏.我們住二樓,隔壁一家姓胡,他們有一個兒子叫Robert,讀小學五年級.樓下住的一家姓潘,兒子叫Bo-nan,年紀跟世斌一樣大.他們三個小男孩常在樓下的playground 跟其他幾個也住在Spartan Village 的白人小孩一起玩.安達的年紀最小(2-3歲),有時候他們遊戲時嫌他礙手礙腳,所以不讓他參加.他跑回來聲淚俱下向我投訴,我得好話說盡安慰他.

有一次雪後天晴,陽光照射在白雪鋪蓋的playground上,燦亮得讓人幾乎睜不開眼睛.一群孩子在雪原上玩了大半天,安達沒有跑回來哭訴.我覺得有點奇怪,於是就到playground 去看個究竟. 我看到用積雪堆成的一座與安達齊高的露天碉堡,他臉上帶著微笑,乖乖地站在碉堡中.我問他在做什麼?他說在玩[警察抓小偷]的遊戲.他們(那些年紀較大的孩子)派他扮演小偷,所以被關在監牢裡面.

 我轉頭看看其他的孩子,就在離安達不遠的地方玩得興高采烈.我覺得有點心酸,但是沒有說破~~[他們是不要你在裡面攪局,才派給你這份被關在牢裡的戲份啊!]看到他臉帶笑容站在牢裡,非常滿足的模樣 ,我心裡想,只要他高興就好,所以沒有說破那群大孩子"壞壞"的詭計.

1971年秋季開學,David跟我不但已經能看懂而且瘋狂地迷上了美式足球比賽(American football game).為了觀看Big 10 大學聯盟的校際比賽,我們 從單薄的助教獎學金勉強抽出一筆錢買了學生的月季票.每個有球賽的周末,我們總是全家總動員,風雪無阻準時到達那座可以容納十萬人的足球場上看比賽. 三歲大的安達當然看不懂也沒興趣,每當我們興高采烈大呼小叫地為校隊加油的時候,安達總是躲在老爸的懷裡趴在他的肚皮上睡覺.有時被十萬球迷的呼叫聲吵醒,他就不情不願地從老爸身穿的snow coat中探出頭來悶聲問到:[打了啊未啦?]~~一口字正腔圓的台灣話!

我們居住的學生宿舍有兩個臥室. David 自己睡一個房間.這樣的安排是因為David 每天早出晚歸忙著在學校做生化實驗,趕寫博士論文,擁有一個獨立房間出入比較方便,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另一個原因是自從出生以來,兩個孩子一直都跟我睡在榻榻米的眠床同一頂蚊帳裡.我不願意初到外國異鄉,就讓孩子們產生了受到母親疏離的感覺.所以我們母子三人就擠睡在另一個不算寬廣的房間.當David深夜從實驗室回來,兩個孩子往往已經趴在枕上熟睡,或者已經呵欠連連,睡眼惺忪惺正要入眠.

David每晚回到家裡,還沒有放下手上的書冊,就一腳踏進我們的房間,不管孩子已經入眠還是半睡,都會出手摸摸孩子們的手腳,同時跟他倆說些孩子氣的話.安達有一次因為被老爸吵醒,很生氣地對我說:[媽咪!阿爸每天晚上都會來吵鬧,很煩耶!我們來給他娶一個 "某"(台語~~wife),跟他睡覺好不好?這樣他就不會過來糟蹋(台語~~bother)我們啦!我一時沒聽懂,問他:[你在說甚麼?]他一字不漏地又重複說了一遍.我感到驚訝也好笑,才三歲的小男孩,怎麼會想到這個怪念頭?

我再順口問他:[那我們幫他娶什麼樣的"某"比較好呢?要黑頭髮的還是金頭髮的],他毫無懸念地回答:[金頭髮的].我大感意外,很快再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金頭髮的比較漂亮!!].我把這段母子的對話告訴住在Spartan Village 的台灣朋友,大家笑得幾乎直不起腰.五十多年過去了,前不久一對曾經同時住過"斯巴達村"的老友郭教授與夫人到Houston 探望兒子 ,同時也過來看看我們,閒談間提到住在Spartan Village 青春歲月的一些前塵與往事,教授夫人還提到小安達要幫他阿爸娶一個金髮美女坐"某"的故事.大家還是忍不住同時放聲大笑起來.

 

 

 

 

 

 

 

 

曾經

 

        

小學一年級開學第三天，母親叫我自己走路到學校。因為學校(高雄市立三民國校) 近在咫尺，走到那裏沒問題，問題是當我看見全副武裝 (童子軍制服) 手持棍棒，威風凜凜地站在校門口的高年級男生時，我無膽的症頭從腳底爬升到「頭殼頂」。我在校門外躊躇徘徊，拼命給自己信心喊話：他們只抓壞學生，不會為難我。

雖然心裡在吶喊，但雙腿卻不聽使喚。怎麼掙扎也走不進那座並不十分寬大的校門。正在著急的時候，班長陳梅琪正好從校門裡走過。她一看到我，很快就走出來拉住我的手往裡跑，口裡碎碎念：「上課鈴都快響了，你怎麼還在外面散步？」

一年級上學期梅琪得到第一名，我名列第三名。下學期開學前，她以及第二名的同學因為搬家轉學到別校去。因為沒有其他的競爭對手出現， 我理所當然升上了第一。父親看見成績單時臉上出現了一絲笑容。他在家裡一向話語不多，這次卻開了金口說：「進步了，很好。」本想據實報告:～我只是順勢升上去而已。但是小小的虛榮感突然大噴發，把要說的「實在話」 吞到了「腹肚內」。

初中聯考(註1)我與梅琪同時錄取進入高雄女中且被編入同一班級，我與她中斷了幾年的友誼才又得以延續。在那清淡平靜的三年中，我跟她就像被一條繩子綁緊在一起，她到哪裡我跟到哪裡，她一個口號我就一個動作。論年紀她只比我大了幾個月，但是因為有一個讀高中的姊姊在前拉拔，梅琪的言行舉止就比其他同學成熟多多。

校園裡長著一棵直挺高大的木棉樹。暮春三月木棉花開。 火紅的花朵開過後，果實爆開棉絮就如細雪一般紛紛從枝頭飄落。梅琪說：「我們來撿拾木棉花絮，拿到棉被店裡做一條“囝仔被”送給孤兒院。」於是在下課後天色未晚的黃昏，我們兩人就彎腰駝背在樹下認真尋找尚未受到污染的棉團。

梅琪說她姊姊跟同學去看了一場「魂斷藍橋」(註2) 感動得涕泗橫流，所以要我也陪她去看。少女情懷最是迷戀海枯石爛﹑生死相隨，對殉情的故事當然刻骨銘心。哭濕了半條手巾還是小事，有一次我去梅琪家時，竟然看到牆上掛著一幅放大的、鑲著玻璃鏡框的羅伯泰勒在電影劇中的戎裝照，看起來頗有「民族救星」的架勢。梅琪堅持他是人間獨一無二的「顏投仔桑」大帥哥。 這位「蘿蔔太辣」碰巧並非我心儀的類型，可是經不起她的一流說功﹑威逼與利誘，我只好洗心革面，全盤接受。

校園北邊圍著一道紅磚的矮牆。下課後我跟梅琪有時會跨坐在紅磚牆上欣賞校外的風景～～綠油油的稻田中，水牛耕田，農夫除草，偶而有白鷺鷥飛來棲息在水中央。朝西北的方向看過去，一片稻田中凸現出一棟紅瓦平房。我說奇怪了，水田中怎麼長出「一間厝」？「啊！那是我姊姊的朋友新買的房子。哪天我帶妳去看看。他還沒有搬去住，我跟我姐禮拜天有時會去那裡讀書做功課。」梅琪輕描淡寫地回答。

我果真跟梅琪到水田中央的房屋去作客。那座平房前門邊掛著一塊小木牌，上面刻印著〈愛蓮小築〉四個字。我自作聰明地猜想，「厝主」一定是個愛妻的好男人，妻子名字叫做「蓮」。可是找遍裡外， 看不到有一絲女主人的跡象。向梅琪問起有關他的來歷。她說是個「外省仔」福建人， 好像沒結婚，在ㄧ個什麼機關當職員。

我又問她，為什麼他肯讓新屋當作妳跟妳姊的書房？她說她也不知道，「也許是在追求我姊吧！」她笑笑說。我聽了很不以為然。姊姊才讀高三耶！有沒有搞錯？多年後當我返回學校舊地重遊，圍牆外那一方曠野已蓋滿高低錯落的屋宇。「愛蓮小築」以及綠水汪汪的田園已經完全消失了蹤跡。

初三畢業，梅琪本校高中與台北一所四年制護理學校金榜雙題名。梅琪的父親替她選擇了護理學校。她不敢違抗父命，孤單地搭坐北上的列車到異鄉去上學。這其間我們靠著往返的信件聯繫彼此的情誼。我們的國文老師說一口濃厚的山東腔，上課聽講全然「霧煞煞」。我經常就利用這個時段，在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寫下要寄給梅琪的長信。

我把同學的作息動態甚至調皮搗蛋的「歹代誌」仔細向她報告。紙短情長，有時還得打出「要知後事，且待下回分解」的預告。她回信說，每次讀完我的信總是眼淚汪汪，但也醫好了對母校與同學的相思病。等到我完成大學課業回到故鄉與她相見，我是國中「菜鳥」教員，而她則早已成了風姿妙曼已有數年醫護經驗的白衣天使。

梅琪與醫院裡一個年歲相當的醫師，因為對於西洋古典音樂的共同喜好而擦出了愛情的火花。他倆的戀情受到男方家長極力反對。他出身醫生世家，父母在意的是「門當戶對」，而梅琪的父親卻只是一個市立機關的中級公務員。這份不受祝福的戀情只能低調進行。

有一次為了去聽一場古典音樂會，怕萬一被熟人看到而把消息傳進男家，梅琪苦苦求我去當兩人的電燈泡。我對音樂原本外行，為了成全好友的心願，我硬著頭皮答應下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梅琪苦戀的對象。他身高中等，長相普通，態度甚至還顯得有點畏縮。我坐在兩人當中的座位苦撐了一晚，不知偷瞄了幾次腕錶，直覺上那是我生命史上最長的一夜。

梅琪與她的醫師男友，隨然明知不可能會有「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局，但還藕斷絲連。那一年從天上掉下來一份特別贈與護士的禮物～加拿大政府提著優厚的年薪條件，到台灣招募正規護士到該國任職。梅琪決意拋棄愛情遠走異鄉。

兩年後我結婚不久就懷了孕。由於梅琪的關係，我選擇到她服務的醫院去生產。產後第三天黃昏，我還萎靡不振地躺臥在病床上，忽然看見她身穿一襲合身的洋裝，臉上薄施脂粉，足蹬高跟鞋，娉娉婷婷走進我的病房來。我目不轉睛盯住她。

「下班回家換掉制服，現在過來看看你。」她笑著說。我說看我也要「梳妝打扮」？她臉色忽然一沈，輕輕嘆了一口氣。

「怎麼回事？」我問她。她說其實是回到醫院參加同事為她舉行的惜別舞會。她的護照簽證已經出來。

「你該高興才對。多少人想出國都出不成。」我給她打氣，她沈默不語。

「他會不會出現？」我問她。

「不知道，聽說他父母正在忙著找媒婆替他介紹對象。有段日子沒見面了。唉!相見不如不見。」她神色黯然。

「好聚好散，也別全怪他。他的家庭給他的壓力也實在太大。」可能由於生產的痛苦掙扎,以致拉斷了一根腦筋,我竟然替那個軟弱的的傢伙說起情來。

「我……我不想參加惜別會了。」她忽然打起退堂鼓。

「那怎麼行，妳臨陣逃脫，對熱心主辦的同事怎麼交代？」

「我孤單一人，誰陪我開舞？」她聲音低沉，眼裡有一絲淚花閃過。

我的丈夫正好陪伴在身旁。我斜眼瞄了他一下～身高近六尺，手腳壯實，又曾拜師學過「舞」藝。我腦海靈光一閃，推一下站在床沿邊的他，聲若宏鐘地對梅琪說：「那好辦，我這個借你。」我話一出口自己也嚇了一跳。梅琪還有點猶疑，我的身邊人卻靜默無言。片刻後，兩人並肩走了出去。

一屋子的空虛與寂寞彌天蓋地壓落下來。我內心五味雜陳。我躺在床上，隨手拿起枕邊的圓鏡看了看自己～～皮膚蠟黃、面容憔悴，眉眼五官離離落落尚未歸位。看看梅琪青春亮麗嬌柔可人的模樣，兩人相比，簡直一個是天上，一個是地下。

而我的枕邊人呢？剛為他生下一個白胖健康的兒子，聽到要把他免費出借給好友去舞會亮相，不但沒有一點推辭或躊躇，竟然頭也不回地輕鬆陪她走出病房門。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我，結什麼鬼婚？生什麼兒子？我抱住枕頭不僅嗚嗚大哭而且幾乎肝腸寸斷………。

梅琪離家前夕到我家來辭行。兩人執手相對，離情依依。「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曾經背過的詩句，驀然湧上了心頭。臨走前，她塞給我一張紙條。我打開一看，是蘇格蘭民謠「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的曲譜與歌詞。我知道那是梅琪與她無緣的情人最喜愛的歌曲。

我當電燈泡的那個夜晚，曲終人散後三人踏著清涼夜色歸去時，一路上，他們手挽手，輕聲合唱的就是這首歌。梅琪要我把歌詞翻譯成中文，我一口答應下來。然後，我忙著兒子，忙著教書，更在不久之後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登機遠颺，萬里尋夫到達了亞美利加的異鄉。日曆在歲月的風中翻飛，轉眼之間幾十年過去了，我並沒有完成梅琪的期待～～翻譯歌詞的付託。

梅琪只在加拿大停留一年。經由友人介紹，她在美國找到了最合適的人生伴侶並生下一對佳兒女。時光飛逝，三十年後她的學霸女兒(哈佛博士)結婚並為她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小孫子。完成了當「阿嬤」的心願之後，與癌症奮戰了三年的梅琪安詳無憾地離開了人世。

直至現在，每當我聽到「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的旋律響起，我就會想起從前與她共度的青春歲月，想起並未實現的"翻譯歌詞"的承諾。親愛的梅琪，天上人間，別來無恙! 我知道妳在生前已經把此事拋諸腦後，但是對妳這份永遠的虧欠，我至今還牢牢銘記在心頭。

                              

〈註1〉「初中聯考」～直到1968年實施9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前，小學六年畢業的學生若想繼續升學，必得參加競爭頗為激烈的「中學聯合招生考試」，獲得錄取才能進入學校就讀。

 

〈註2〉「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1940年代美國「米高梅電影公司」的產品。 費雯麗 (Vivien Leigh)與羅伯泰勒(Robert Taylor)主演。 劇情是描述一對戰亂時期的烽火鴛鴦，生離與死別的愛情悲劇。

 

 

 

庭院深深

 

羅xx是我的中學同學(1952~1958)。她原有一個優雅溫婉少女味十足的名字。當她來到我家找我的時候，我母親(日治時代高女畢業)唸不準中文發音，又因為看她長得像個粗裡粗氣的男孩,所以就用台式的名字"阿羅"來稱呼她。

 阿羅家跟我家相距不遠。她走出家門，朝南拐彎走過一條短短的橫巷，大概十分鐘就能到達我家的門埕。她跟家人住在長官專屬的公家宿舍。日治時代的建築物， 佈滿歲月痕跡的深厚石灰牆圍繞著深深庭院。院子裡長著好幾棵高大的樹木，覆蓋出一大片涼快的清蔭。

 記憶中，阿羅的父親好像是台灣鐵路局的局長。他接下中央政府分派的這份職務後，立刻就從故鄉上海帶著三個年齡較大已經進入學校就讀的孩子~~長女﹑長男與次女阿羅先到高雄上任，並住進局長宿舍。阿羅的母親帶著兩個比較年幼的孩子隨後前往台灣時，卻因搭乘的「太平輪」失事(註)而永遠葬身於台灣海峽。

阿羅的後母據說是北京旗人世家的千金女，外表高雅，氣質不凡，與我們的美術課王老師是「北平藝專」的同學。初一到初三那些年，週日或假期我與阿羅兩人經常待在一起。不是她來我家，就是我跑去她家。我曾在阿羅家遇見王老師，因為我的藝術資質平凡， 對於圖畫課興趣缺缺，王老師也只是免強記得我的名字，所以每次遇到，我都覺得尷尬，只好對她敬個禮說聲"老師好"，然後趕快逃之夭夭，拉著阿羅的手臂，兩人一陣風逃到室外庭院中，依靠著綠蔭樹幹納涼，同時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無聊話。我母親非常關心阿羅，知道她是沒娘疼惜的孩子，每次她來，母親總是甜點瓜果，塞滿阿羅的雙手。多年後當我們已經大學畢業，我母親「三不五時」還會問我有關阿羅的情況。

阿羅的後母有潔癖，做事一板一眼，很重視細節。凡是挪用過的「物件」不但要回歸原位，而且方向與角度要絲毫不差。報紙看完一定要折回到四面整齊猶如當初的模樣。而阿羅碰巧是個不拘小節大而化之的傻大姐。兩人個性不合，命裡犯沖，後母非常憎惡她。

 阿羅家過馬路對面的樓房碰巧是我們的朋友家。有一次朋友告訴我，站在他們家二樓陽台，可以清楚看到阿羅家的大庭院。有幾次他們看到後母拿著棍子狠打阿羅，阿羅哭著在園裡躲閃，後母一路追一路打。阿羅後來變成了一個容易緊張，情緒紛亂的人，成長過程中後母對她的凌虐難卸其責。

高中畢業後，阿羅以優秀的成績保送進入國立台灣大學。住進台大女生宿舍那些年，受到後母虐待的後遺症逐漸出現。她不定時會產生脫序的行為，譬如說～～打開水龍頭洗手時，她會一再重複地用肥皂塗沫雙手，不斷用力搓洗， 恨不得要把手皮搓掉。關上水龍頭後還緊張地站在原處睜大眼睛直視，等到水龍頭不再滴下一滴水，才慢步走開。這些異於尋常的行為，明顯是被帶有潔癖的後母凌虐出來的反應。

女生宿舍的餐廳經常是我們午後或晚間做功課的地方。如果看到她獨自坐在那裡，我就過去坐在她身旁。其他女生避開我們坐在遠遠的另一端。曾經有幾個「熟悉」的女生問我，怎麽敢跟那個怪人坐一起？她自己一個人時都會「碎碎念」，好像精神不正常。我只好話說從頭，把她青少年時代不幸的遭遇從頭敘述一番。

 畢業前夕，阿羅告訴我，她父親從鐵路局退休，已經搬離了公家宿舍，很可能會離開高雄搬到台中或什麼地方去。我畢業後直接回到高雄，教書﹑結婚然後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長途跋涉，去到密西根州立大學與先生團聚，終致與阿羅失去了聯絡。在那些戎馬倥匆的數年間，從島南的故鄉傳來了不知道是真或假的消息:～阿羅的後母逼她嫁給一個退伍的「老芋仔」（台語～當年從中國大陸撤退，被老蔣帶領到台灣，年紀大後退伍的老軍人）。

六十年的歲月如煙如雲地飄散了，年歲已趨日暮向晚的老同學藉著「line」群組的聯繫互相關懷彼此的生活，但是沒有人知道任何有關阿羅的消息。如今想起，對她的同情與不捨依舊充滿心田。                      (7/2025年)

<註> 「太平輪事件」～1949年1月，太平輪從上海航向基隆，船上載滿大批準備逃亡到台灣的中國難民。夜航時為了逃避宵禁，所以沒有開啟夜行燈。當輪船航行到舟山群島附近的海域時，遭到運煤船<建元輪>攔腰撞上。兩艘輪船相繼沉沒。近千名乘客與船員葬身於海底。此次船難，當時有人稱之為《東方的鐵達尼號事件》。

 

 

KULO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我在德州休士頓獨立學區（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的Bellaire Senior High School執教了三十二年之後，於2007年退休。驀然回首，當年在美國初執教鞭的情景，往事歷歷，恍然如昨。…‥

 

          1975年秋季開學，美南14州中首創的，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編入公立高中外語課程第一天，我捧著自己編寫的講義，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了Bellaire High School 的中文教室。排列有三十多個課椅的教室裡，零零散散只坐了十個學生。全然陌生的語言，長久以來，又有「中文非常難學」的傳說，學生存有嚴重的恐懼感，雖是擁有兩千多名學生的公立高中名校，也只有寥寥十人敢來選修，接受挑戰。我站在講台上，一眼望去，學生當中，有的以手托著下巴，好整以暇地看著我（似乎在觀望我能變出什麼把戲？）；有的雙腳高高地擱在旁邊的椅子上。有個女學生正用眉筆和唇膏忙碌地補裝，全然不把已經走上教室講台的老師當一回事；唯一的例外是一個雪白膚色、碧藍眼珠的少女。

 

          這個少女端端正正坐在前排中。她淺棕色的頭髮編成兩條長辮分披在雙肩上，兩邊稍高的臉頰骨幫襯著微帶弧度的俊俏鼻樑。她身穿白襯衫，配上牛仔工人長褲，胸前項鍊垂掛著法相莊嚴的翡翠玉觀音，簡樸無華的打扮，難掩少女煥發的青春。乍一見面，我竟覺似曾相識，很快想起，原來她的面貌神韻，和當年在台灣，紅遍大街小巷的法國影片「我愛西施」女主角，羅美雪妮黛竟有幾分相似。

 

          站在講台上，我輕輕地吸了一口氣，正在琢磨開場白，忽然聽到字正腔圓的「老師好」 三個字從這個雪膚少女口中清脆地流瀉出來。我極感意外，馬上用中文問她：「你會說中文？」﹒她有點不好意思，又有點兒得意地回答：「只會一點點」。這就是我與這位美國少女的first encounter。她叫Mardi， 那年是高中十一年級的學生。

 

          原來Mardi的父親是當年最後一批駐台「美軍顧問團」成員。越戰結束後，顧問團撤離台灣，他被美國某大經貿公司聘為台灣地區的商務經理。當時年紀才七歲的小Mardi和母親千里迢迢遠赴台灣和父親團聚。他們一家三口住在台北近郊天母的向陽坡。Mardi就讀於「台北美國學校」，十四歲返回休士頓升讀高中。她在Bellaire city的住家離學校只有一條窄街之隔。

有一天下課以後，Mardi回教室補交作業。休城午後三、四點，日頭依然高掛，我沒急著返家，師生兩人就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起來。

「蔡老師，你從哪裡來？」

「台灣，我住在高雄。」

「你去過台北的天母嗎？」她問我。

「去過。我在台北讀大學時，每逢三月杜鵑花開，就與同學往陽明山上跑，天母就在附近，那是台北近郊房價最貴的地段。高級豪宅、洋房別墅林立，只有外僑和台灣大財主才住得起。」我這樣回答。

「老師，我很想念以前在天母住過的白房子。有時做夢還會夢到後院的櫻花、杜鵑花，還有站在窗前就看得見的觀音山。」Mardi說到這兒，不自覺地把目光移向窗外，似乎走入時光隧道，又回到了櫻花和杜鵑花開滿山坡的童年。

 

「你知道觀音山山名的由來嗎？」我一眼又瞄到她掛在胸前的玉墜，開口問她。「知道。阿桑告訴我的。她說，觀音是一個救苦救難的菩薩。他本來是男的，但是現身救人的時候，就化作女身。觀音就睡在那座高高低低的山巒上～額頭、鼻樑和脖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阿桑是誰？」

「她是我們的管家，也是我的nanny。我爸爸每天上班，有時出差，媽媽在美國學校教英文，經常不在家，家裡只有阿桑陪我玩。阿桑煮的菜真好吃。我特別喜歡她做的eh-ah-jian（蠔仔煎）跟炒米粉，Oh! yam-yam-good。」Mardi又繼續說下去：「離開天母那天，我抱著阿桑一直哭，求媽媽把阿桑也帶回美國來。阿桑也哭，她不能來。她把家裡才出生不久的台灣小黑狗送給我，要我帶回來當作紀念。」

「台灣小狗狗呢？它還在嗎？」

「還在，但是已經變成一隻中型狗狗了。」

「它叫什麼名字？」

「阿桑叫它kulo，我們也這樣叫它。阿桑說，Kulo 是日語，黑色的意思。」

「kulo乖不乖？」我對那隻流落異鄉的台灣小土狗產生了莫大興趣。

 

「大部分時間都很乖，但有時候很奇怪。」Mardi說：「剛把它帶回休士頓，我是說當它還是小狗狗的時候，白天不喜歡動，總是躲在桌子底下或趴在牆角睡覺。可是到了晚上，特別是放它到backyard尿尿的時候，它會亂跑亂跳，跳過一陣以後，它就安靜地坐下來，直起身體對著月亮不停地叫。它的叫聲一聲比一聲低，到後來，分不出它是叫還是哭。媽媽說，小狗狗好可憐，看到唯一認識的月亮，想起了它在台灣的媽咪。」

 

          Mardi接著又說：「kulo 長大一點的時候，我常帶它到社區內的小公園去遛達。我發現kulo特別喜歡黃褐膚色的人種。每次有亞洲人走過身旁，它跑過去又搖尾巴又前後跟著那人轉。但是一看到其他膚色的人，它就又吼又跳，好像發瘋一樣。最明顯的區別是，每次我的台灣同學來我家做功課，Kulo 顯得特別開心，會立刻跑上前去，聞聞人家的衣裙，跳來跳去直搖尾巴，然後把身體緊往人家身上貼。但是對於每天前來送信的黑人郵差，它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有幾次，它從後門縫裡鑽出去，一下咬住郵差的褲管，喉裡還發出不懷好意的悶喝聲。郵差甩不掉Kulo，氣壞了，大聲對我咆哮說，如果不把Kulo拴住，又跑出來咬他，他永遠不再來送信。叫我自己到郵局去拿。」

 

「蔡老師，我帶Kulo 來給你看看好不好？因為妳從台灣來，我想Kulo 一定會喜歡妳。」Mardi忽然這樣對我說。

「那怎麼行？Mardi，你知道學生是不准帶寵物到學校來玩的。」我說。

「沒關係，我下課回去帶來。只來一下下，學校不會發現的。」她這樣回答。

 

我以為Mardi只是隨便說說，不會當真。沒想到隔天下課以後，瑪笛三腳兩步衝進了教室。只見她把懷裡用海灘浴巾包裹著的，一團掙扎蠕動的東西往地上一放，毛茸茸一條中等尺寸的黑狗蹦跳出來。它先在黑板前的地面上自己繞轉了兩圈，然後直奔到我跟前拼命搖動著尾巴，同時張開嘴伸出半段舌頭，眼光親切友善，臉上笑紋隱約。我蹲身下去任它把雙腿搭放在我肩上。我撫摸它黑緞似的發亮的柔毛，心裡湧上一陣泫然欲泣的激動，仿佛我懷中擁抱的並不是一隻非我族類的小動物，而是失散多年的故鄉親友。我用哽咽的聲音說：「Mardi, Kulo認得我。…‥」

 

五十年前的往事了。屈指算來，如今的Mardi必然已經是年近六十七的senior citizen。Kulo當然早已過世。雖說世事如今看盡，此心到此悠然，但是每當想起我在美國高中執教的初始，心靈深處記憶的版頁上，經常浮現一幅有如電影特寫鏡頭的畫面～夜深人靜，幽暗的宅房院落，一隻離鄉的小黑狗獨對著蒼茫月色，呼喚遙遠的太平洋彼岸的母親，一聲比一聲乏力，一聲比一聲淒涼。…‥

                                                                                   （5/2025年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