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姊妹

                                         

我們在Houston居住了至今 40多年的紅磚平房後院，自從搬入後就請工人鋪蓋上木製平板與環圍欄杆。我在四周圍置放了十幾二十個大小不等的盆栽。按時澆水﹑鬆土﹑除蟲與施肥，故而春榮夏繁，花木扶疏，雖不寬廣壯闊，但在我眼裡也自成了一頁賞心悅目的風景。

 

我在一處幽靜角落，置放了一個大圓平淺盤，每天倒進草粒鳥食，經常會有不同族類的鳥仔～野鴿子與小麻雀～或單隻或結伴前來用餐。「三不五時」也會有一隻羽毛鮮紅中沾染一點橙黃色的美麗小鳥前來啄食。我認出那是一隻金絲雀(Red Canary)。每次在偶然相對凝视的眼神中我總覺似曾相識，因而引出了1960年代前後，出國前我住在台灣島南的故鄉，承歡父母膝前，樂享青春歲月的舊日之思。……

 

記得那是六月初夏的某一日清晨，當我才剛睜開了迷糊的睡眼，看到了房間窗外天井的花壇，父親栽種的一大叢翠綠枝葉上，黏貼著一小片彩色錦緞。 趕快揉揉眼睛仔細一看，那片錦緞竟然伸出一雙細瘦腳趾開始移動。啊! 原來是一隻艷麗的小紅鳥!

“紅鳥，一隻紅鳥，好漂亮呀！”我奪門而出同時禁不住大叫起來。剛起床的父親，在廚房準備早餐的母親，還有大弟三個 人同時聞聲而出。

「啊！是金絲雀。」弟弟叫了起來～ ：「四百塊（註一）一隻的金絲雀飛到我們家。」 

「金絲雀？」父親低聲重復了一次，有點不敢置信的樣子。母 親舉手遮住陽光，彎腰瞧個仔細。我們全家，就那樣如癡如傻地站在六月初夏的晨光下，凝望著那隻亮麗耀眼的鳥仔。

「想辦法捉下來養吧！」母親說：「能借到一支鳥網就好了。」

正說著，一陣風來，枝葉搖曳，輕盈紅羽展翅凌空飛去。

「四百元飛了。」弟弟說著露出婉惜的神色。我們抬頭眼望著藍天，悵悵然卻無可奈何。

 

自從那隻金絲雀來過之後，母親就興起了養鳥的念頭。有一天黃昏，一隻可能離群落單以致迷路的小鳥,從低空緩慢飛下來，安穩地停歇在我們西藥局的櫃台上。父親悄悄走近，毫不費力地一把將它抓進手裡。父親看了一下手中淺棕色羽毛的小鳥，告訴我們是一隻十姊妹。(註二)

 

第一個小小的鳥籠在家中出現了，流浪的鳥兒獲得了棲身的住所。日復一日，它能吃能喝也能睡，但是顯出一股懶散無聊的神態。它偶爾伸長脖子，咕嚕咕嚕(公鳥的啼聲)叫了幾聲過後，全天就站在籠內的細杆橫木上，傾頭歪脖遙望著天空。

母親說：「看它失魂落魄的樣子，大概是在想著“鳥仔伴”吧。」有一天， 弟弟到住同一條街面的同學家玩，回來時從同學家的大鳥籠內，成群成簇的十姊妹中，順手拎回來一隻小小的幼鳥。

 

「這隻是公鳥還是母鳥啊？」我問弟弟。

「誰知道？」弟弟說：「它們全長得一樣，不過這隻看起來比較“幼秀”也許是母的吧?」

大小一對十姐妹放在同一個鳥籠中。每天當晨光熹微，吱吱…喳喳…吱吱…清脆的鳥鳴成了天籟間最自然催人起床的“鬧鐘”。一天﹑兩天﹑三天…鳥漸漸長大了，母親開始期待收集鳥蛋的日子。

 

一天早上，我們公認爲是母鳥那隻，竟然拉長了脖子，咕嚕嚕地高叫起來。母親不敢相信，傾耳再聽，咕嚕…咕嚕…咕嚕…。小傢夥初試啼聲，得意得不肯停了。我們與母親相對苦笑。生蛋? 要等到哪一輩子？阿姨家也養了不少鳥隻。姨丈身為外科醫師，卻也是養鳥的高手。他們家除了一大群最好飼養的十姊妹以外，還養育了一些名貴的我叫不出名字的稀有品種。有一天，當阿姨聽到我們家天天期待兩隻公鳥生蛋的笑話以後， 托人送來兩隻剛長滿了羽毛的母鳥十姐妹。從此以後，四隻小鳥就活潑潑，蹦蹦跳地生活在它們擁有的小空間。

 

每天清晨，當天井中的珊瑚藤以及盆栽植物披上了一層金色的晨光，小鳥們一夜好眠後開始呼朋引伴地喧嘩，我半睜著惺忪的睡眼，讓耳朵灌滿輕脆又甜美的十姊妹呼叫聲，真有不可言喻的鬆懈感。生命太混沌，生活太忙碌。一些言不由衷的苦楚，一腔忍淚裝歡的惆悵，一堆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積滯與陰影，把人壓得既疲乏又做作。唯有黎明時候群鳥的爭鳴～這份大自然的天籟中，得到了充分的療癒。

 

「我們有貨真價實的十姐妹啦! 六個女兒加上四隻小鳥。」 母親看到熟人就會這樣說。我們家是“一夫一妻制”的堅決認同者，看待鳥仔的家庭自也不能例外。哪兩隻該配成對？這問題傷透了母親的腦筋。她用一片薄板把鳥籠從中隔開，把一公一母隨手湊成對後，它們竟然大打出手，羽毛紛飛，聲嘶力竭。父親聞聲趕來，圍觀錯點鴛鴦的鬧劇。母親站在一旁說：「看！配錯了對，可憐不可憐？像你和我一樣。」父親瞪她一眼走開了。身為他倆的兒女，我們只能抿嘴偷笑。

 

兩隻十姊妹雌鳥中，有一隻體態豐滿，活潑又好動，我們給它取名叫“妖姬”。它看中了那隻頸部窄短﹑雙腿瘦細，頭頂羽毛彎曲成簇的“捲花頭”。“妖姬”只想和“捲花頭”親熱，兩隻鳥仔經常頭臉相貼緊身依偎在一起。我們都不喜歡那隻“捲花頭”，每次看到它頭頂上那朵花狀羽毛，就會令人想起在街上溜達的「顧人怨」的小太保。他們把頭髮燙得曲捲，身著花襯衫與拖地的破長褲，橫著身段搖搖擺擺，見到年輕女孩就滿口髒話，還自認瀟灑又自命不凡。

 

母親喂鳥更殷勤了。白天，當我們各自上學去爲課業忙碌的時候，母親除了在我們自家的西藥局兼任父親(藥劑師)的助理外，她就忙著餵鳥並與鳥兒爲伴。我們放學回家後，她就笑談著告訴我們，鳥仔夫妻交頸啄食的種種可愛的動作與姿態。不久之後，那只一向在家裡最被得寵，如今遭到冷落的白貓就醋勁大發了。它開始圓瞪著一雙碧綠的眼睛，氣呼呼地凝視著竹籠裡的十姊妹，還不時用腳腿猛踢著鳥籠，把鳥仔們嚇得渾身發抖亂飛驚叫。母親抓到了白貓就是一頓好打。每當夜闌人靜，白貓總在門裏門外，或屋檐上下怪聲亂叫，像是怒氣難消憤恨不平。

 

一天早上。母親照例又開始飼餵她的寶貝鳥仔的工作。忽然，像觸了電似的，她呆住了，片刻之後，她大叫起來：

「快來，你們都來看呀！鳥仔生蛋了……」我們很快傾巢而出，

低頭順著母親指頭的引導往鳥巢一看,哇!五顆小小的，不過姆指頭一般大的鳥蛋出現在窩裏了。母親的得意還只是個開頭，十幾天後當五隻軟不溜兜的baby birds 相繼出世，母親的興奮實在是沒有文字筆墨足以形容。

 

初生的小鳥仔全長得一個模樣，赤裸裸的一堆肉，沒長一根毛，分不出哪是頭或屁股。每當我們姐妹談論著鳥娃娃的醜相時，母親總罵我們說：“哼！你們剛生下來時也跟猴子差不多啦!，有小鳥這麽漂亮就好。母親幾乎不是養鳥而是在養小孫啦！看她那份殷勤，體貼與濃濃的愛心，我們都受感動，同時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寸草心對三春暉，除了默默地感恩之外，竟不知以何報答了。

 

父親與母親都已到了含飴弄孫的年紀了。畢竟血濃於水啊！脈絡相連的骨肉之情，大概不是幾隻小鳥所能取代的吧？而我們姐妹數人，雖已到了摽梅之齡，心中卻依然充滿了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豪情與雄心，以至於一任年華蹉跎，沒有成家的打算。靜靜庭院，只好讓鳥聲啾啾來代替稚子嚶嚶了。

 

大妹求學遠行。由於課業與實習的牽絆，長期無法返鄉。有一次我替母親給大妹寫了一封信，我這樣寫著：「……母鳥生下五隻小鳥後，母親對於小小鳥仔的疼愛與照顧，簡直就跟在疼愛小孫仔一樣。小小鳥只要多長出一根細毛，她就會高興一陣。如果你想知道母親的鳥孫有多醜，白貓的醋勁有多大，母親有多得意，最好回來一趟。近來，捲花頭已壯大了不少，儼然一副父親的派頭了。它整日蜷伏不動，雙翼覆蓋著幼鳥，那種專注﹑滿足與忍耐的神色，讓我們感覺到，以前真錯怪了它。」

 

一個鳥仔的家庭就這樣成立了。鳥爸爸與鳥媽媽相親相愛，或嘴對嘴嘀咕著，或互啄著對方的柔頸，或依偎著共溫那群小小的稚兒。鳥娃娃會啼叫了，啾啾！喳喳！鳥爸爸與鳥媽媽也啼叫了，吱吱！吱吱～是頻呼稚子的聲音。一團和樂，親情盈懷，令人稱羡。 也許，在籠內鳥仔的內心，也憧憬藍天白雲的空曠與展翅高飛的自由吧!但既然命中注定與雲天絕緣展翅無望，它們只好就接受隨遇而安的自在了。

 

吱吱！喳喳！十姐妹嘹亮的歌聲喚醒了仲夏清新的早晨。

幾乎是我生命中初度的發現，鳥啼，並不亞於琴韻，更勝於泉聲。它啼清了我思想的污點，抹去了我心靈的陰翳，我暢飲著大自然甜美的甘霖。養鳥人家，可曾有人在睡眼朦朧中消受過清晨鳥兒們甜柔的歌唱？也許他們每晚都在擔心鳥價的跌/漲而失眠; 爲了價格昂貴的錦鳥﹑金絲雀等的買賣而焦慮，以致終日不得安寧。其實，鳥價的貴賤是人類貪婪的設定，在人煙絕跡的深山幽谷中，鳥類眾生平等， 哪裡會有什麼富貴或貧賤等的階級分類呢？                    (2025年3月修訂)

 

 〈註一〉1960年代的台幣$400元約等於現在的台幣   $3500~$4000元左右。

〈註二〉Society Finch是一種寵物鳥。因為體型嬌小，性情溫和，適合籠中生活，       又因為喜愛群聚，故名"十姊妹"

 

                                           

 

 

 

撿到一個朋友 (2024年12月修訂)

      

1973年密西根州的春天似乎來得特別遲緩。四月將盡，但每天中午過後還經常雲深霧濃，時見細雪紛飛。

一個寧靜的日午，我們寄居的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攜眷學生宿舍斯巴達村（Spartan Village）的二樓走廊上，悉悉索索傳來雪靴踏碎薄冰的跫音，敲門聲隨即響起。開門一看，門外站著小周，一個我們來到大學城新認識的朋友，同樣來自台灣的留學生。

「哈囉！」小周說:「我剛才在路上揀到一個妳的朋友。」

「你在講什麼？什麼朋友?」我一頭霧水。

「他說是高雄人，你們同鄉， 算是朋友也差不多。」

「你把話講清楚，說明白好嗎？」我一向不喜歡猜謎遊戲。

小周於是把話直說～～他開車前往學校的路上，看見一個人背著大帆布袋，低頭彎腰，頂著風雪在路邊踽踽獨行。那個人的黃皮膚、黑頭髮， 吸引住他的目光，他就停車下來「相借問」。那人說他來自台灣高雄，此次專程來此開拓商務，遇風雪迷了路。小周告訴他：「不遠的學生宿舍裡正好住著一戶高雄人，也許你們認識。」他說完就招呼那人上車，直直把車開到我們宿舍樓下的停車場。

「現在人在哪裡？」我問小周。

「坐在我的汽車內。我下去叫他上來，妳在門口等著。」

  那人中等身材，掛副黑框眼鏡，看起來三十五歲左右的年紀，很有幾分書卷氣。可能因為旅途勞累，又受到冰雪風寒，顯得疲倦又憔悴。我端給他一大杯溫開水，他接過去連喝了好幾口後才開口：「真歹勢，來“攪擾”，以為四月天氣應該回暖，從台灣出來沒帶厚大衣，想不到還是這麼冷。」我說：「今天室外溫度攝氏零下好幾度，台灣出來的人當然「檔未條」。

  他說他姓黃，名叫達義，在高雄經營運動器材生意。他邊說邊打開帆布袋，取出高爾夫球與球桿展示在我面前。他一個禮拜前搭飛機離開台灣，到芝加哥推銷高爾夫球的球具。事情進行意外順利，多出幾天空閒，所以決定搭乘Gray hound bus北上密西根碰運氣。停了片刻， 他忽然雙眼直直地看著我，驟然把話題轉換。他問我高中讀哪個學校哪一年畢業? 我據實以告。

「妳可認識王澄月？」他略顯激動地問。

「當然認識，伊是我高雄女中高中三年的同班同學。」

「伊是我的太太。」

「什麼？你是王澄月的先生？」我差點大叫起來。他有點靦腆地點點頭.

澄月有一張小巧鵝蛋臉，身段輕盈，嫻靜寡言，甜甜略帶稚氣的笑容，神似當年紅遍台灣的日本影星岸惠子。有些同學乾脆以「岸惠子」稱呼她。我在她的畢業紀念冊上，寫下「溫柔婉約，清秀佳人」八個字當作臨別的留言。

恍惚間，我似乎回到了白衫黑裙，短髮齊耳的高女時代。某一天在教室裡午休的時段，已經忘了是哪個大嘴巴忽然嚷出來這麼一句話～「王澄月交了男朋友囉!」。頓時全班同學的耳朵幾乎都豎立起來。大家跑過去把她團團圍住，對她威逼利誘，軟硬兼施，她不得已只好含羞帶笑地把戀情大公開。原來兩人青梅竹馬，在左營同一條街面長大。當時大她三歲的黃達義已到台中上大學，但是每個月底都趕搭週末夜班車回來陪她讀書寫功課。澄月結交了如此深情款款的男朋友，讓我們既欣羨又感動。畢業後，乖順的她不敢違抗父母封建傳統的理念～女子無才便是德，查某囡仔嘸免讀大學。～放棄了大專聯考。隨後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公家機關，幾年後與黃達義結婚建立了甜蜜小家庭。

有緣千里來相會，人生何處不相逢？小周真的在離家千萬里外的異國雪鄉，替我撿到了一個朋友。我跟我先生兩人殷勤留客過夜，次日清晨開車載他進城，在Lansing （Michigan的州都）城內的Sears百貨公司門口珍重道別。他將毛遂自薦，進去找經理會談，希望能打通與Sears的貿易管道。由於這段因緣，我見證了1970年代之後，台灣經濟起飛的奇蹟～原來有無數像黃達義這樣的台灣商人，不辭辛勞地奔向世界各處角落。他們不管是酷暑或寒冬， 一步一腳印努力奔走出來的輝煌成果。

不久以後我接到王澄月的來信，對我表達由衷的謝意。她對我敘述別後的生活，並且告訴我，她正懷著第三個孩子，過不久baby很快就會來報到。她再三叮嚀，以後回台灣一定要去看看她。1975年我離開台灣六年之後首次返鄉。一回到高雄，立刻邀約同班老同學洪靜江「作伙」去看她。

「王澄月已經住到覆鼎金去了」。老同學停頓了片刻，開口輕聲地說。「他們搬家啦？」我一時沒會意過來。老同學沒回答，只默默地看著我，眼裡淚光隱約。

「妳是說王澄月死了？」我聲音抖顫，「雞母皮」頓時傳遍了全身。

只有早年高雄在地人才懂的典故。我們「囝仔時代」的覆鼎金人

煙稀少，交通不便，低矮的山崙佈滿參差不齊的墓園。公墓喪葬區內年久失修的荒塚，斷碑殘垣零亂散落，藤蔓遍地，野狗出沒其間，雖是白日當空，也難掩陰森之氣。火葬場裡，火化爐高高聳立的大「煙筒」每天24小時濃煙繞繚，望之令人膽怯心驚。所謂“已經住在覆鼎金”，遂成了「某人已經亡故」的代用語。

「甚麼時陣e代誌？」

「快兩年了吧。」老同學黯淡地回答。

我向靜江陳述“撿到一個朋友”的故事，並提到過後不久還接到她的謝函，信內並未談到生病的事。靜江從時間上推算，澄月那時應已病入膏肓，只是沒有對我透露訊息罷了。

「是什麼病？」我一路追問。

「子宮癌」

「子宮癌也不一定是絕症，若是發現得早，整個拿掉，也有痊癒的機會啊！」

「病症出現的時候，她已經懷孕。拿掉子宮等於拿掉胎兒，她堅持要先把孩子生下。母愛的天性讓她付出了最大的代價。」兩人相對無言，不勝欷噓！

「那我們就去看看她的黃先生與孩子吧！」我很難忘記那年春天在斯巴達村的奇遇。

「他在王澄月死後三個月內很快又結婚了。妳想去看看她們夫唱婦隨，相親相愛的的模樣嗎？」靜江帶著憤憤不平的口氣。

「這麼快啊？」想起當年他追求王澄月的殷勤，我們班裡人人皆知的青春韻事。

「說是為了三個年幼的孩子需要有人照顧。澄月過世的時候，小baby勉強才足三個月。」

「親族當中，竟然沒有人伸出援手？」

「聽說王澄月的母親願意出力照顧幼孫，但他沒答應。」

短暫的沈默中，我內心不由自主開始醞釀起「查甫人薄情義，查某人為翁為子拚命拖磨真嘸值」的悲情劇本來。從那時以後，我把黃達義這個人從記憶的版頁上完全刪除。

日曆在歲月的風中快速翻飛，再次聽到他的名字已經是我們搬到休士頓十多年之後。有一天黃昏我接到一個老朋友兼「厝邊」打來的電話。

「Hey!我家來了一個人客，他說認識妳，能不能過來一下？」

「是什麼人？哪裡來的？」

「他姓黃，從高雄來， 說妳是他死去太太的高中同學。很久以前在密西根，還曾受到你們親切的招待。」竟然會是他？一個久遭遺忘的名字，連帶一段哀傷的故人情。

「他一個人來嗎？」

「還有他再婚的太太。」

「你怎麼認識他們的啊？」

「黃先生我原本不熟，他這個太太是我以前在老家鳳山的基督長老教會的朋友。」

「我不見他。哼！太太屍骨未寒，他已移情別娶。」這麼多年過去後，我對他依然心存芥蒂。

「其實她人不錯，結婚後決定不生育，把"前人子"視如己出。再說，為了三個孩子，趕快找個好女人來顧家，也是做丈夫該有的責任吧。」鄰居老朋友口若懸河，長篇大論， 有意替他倆洗白。

我決定去看看那個「好女人」。匆匆吃過晚飯，我走路過去叩敲朋友的門環。一番寒暄之後，我睜大眼睛把她從上到下看了一個夠。她雖然長得不算"抱歉"，但五官面貌與澄月比較實在相差甚遠。推算年紀竟然還比澄月大上一兩歲。她態度親切，穿著樸素，外表看來確實是個勤儉持家的好「家後」。

那天晚上我與她談笑甚歡，她還一再提到家裡那三個孩子。長久以來我對黃的不滿心情逐漸釋懷，同時也對自己這些年來的激動、「衝蹦」、未經細查，妄下定論的「青仔叢」心態產生深深的自責。整個晚上，我們不曾提到王澄月三個字，但是不論談到哪個話題，澄月的影像總會在我的心頭浮現，仿佛她就站在身旁不遠的地方對著我微笑。那純真甜美的笑容，一如高雄女中當年～溫柔婉約的清秀佳人。

 《補註》～ 洪靜江同學在2023年初也因病痛告別了塵世。我相信澄月與靜江兩人久別重逢。應會有無限歡喜與說不完的話題。特別是談到了當年我們高三乙班調皮搗蛋。捉弄老師的往事，我似乎已能聽到兩人開心大笑的聲音。祈祝她倆從今而後，無災無難，在極樂天家，地久天長，歲月靜好!

                               (2010/2024修訂)

                                                                                                                                                                                                                                                                                                                       

 

 

 

忍者桂

                       

 生平事略：

     許阿桂，一九四七年出生於台灣高雄市哈瑪星（今鼓山區）。先後就讀於鼓山國小，高雄女中，台大法律系。大學畢業後返回高雄，執教於三民國中。三年之後辭去教職，轉任書記官及國稅局稅務專員。一九八一年通過司法官特考和律師高考，前後擔任過桃園、新竹、士林分院檢察官，最後任職於台北地方法院檢查署。一九九二年獲傑出司法官「天秤獎」。

     阿桂個性清廉耿直，只知打擊強權惡勢，不求聞達於官場。伊執法如山，就事論事，不接受關說，也不畏懼頂級上司的施壓而委屈通融。一九九一年，受命承辦華隆官商勾結巨案。因為伊剛正不阿，不畏權勢，以擒賊必先擒王的大無畏作風，終使當時交通部長張建邦下台，羈押華隆企業巨頭翁大銘。伊這種只問是非，義無反顧的勇氣與態度，雖在社會民間贏得了「司法女藍波」的美譽，但也因為千山獨行，不留餘地給長官的作為，長官不愛。故當高官巨賈聯手圍攻，上司，長官袖手旁觀，只讓伊五尺弱軀獨擋萬斤重壓。也由於伊不愛出鋒頭的個性，不知利用時機製造風潮，任由媒體追問，四方圍堵，伊就是沈默固執，悶頭辦案。媒體不喜，封伊「忍者桂」的稱號。

    華隆案至一審上訴，經歷年餘，阿桂先後遭受一百零二位立委施壓，但伊均不為所動，依然秉執司法良心，堅決辦案。後不幸因羈押程序出了瑕疵，立刻有監委十萬火急提案彈劾，監察院無異議通過。公懲會給予記過、降薪的處分。阿桂受此打擊，雖身心俱創，但依然秉承「我心如秤」的司法精神艱苦奮鬥，這期間阿桂獲得甚多有力人士的承諾，願提供人力、財力助伊競選公職，但伊始終不為所動，再三懇辭。阿桂堅信世間必有正義，公理自在人心。伊懷抱著孤臣孽子之心，在黑暗如萬古長夜的台灣司法界奮力拼搏，祈盼以一己之力，喚醒司法公義之一線曙光。

     當承辦華隆案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阿桂已出現了嘔吐暈眩的現象。法院同仁一再勸伊請假就醫，但伊因公而忘私，只拼盡滿腔熱血，全力追查視人民為草芥，鯨吞民脂民膏的亂黨賊子群。等到華隆案辦得稍見眉目，伊抽空就醫卻為時已遲，卵巢癌菌已蔓延周邊。伊在夫婿師大教授廖添富博士，一對佳兒女偲予、又萱，以及知己朋友的愛心支持與鼓勵下，勇敢地與病魔纏鬥了三年，終因病入膏肓回天乏術，於1997年2月18日與世長辭，享年僅五十歲。

 很久很久以前……。

     當我就讀高雄女中初中與高中的那六年，班上同學的感情非常融洽。在那個學校不知教育為何物，動則以記過、開除為唯一教條的威權時代，我們一群天生叛逆性格的好同學，除了上課的日子「筆硯相親，晨昏歡笑」，星期天或是國定假日也捨不得分離，經常「相招」到學校去，美其名為溫習功課，其實是成群結黨，在校園裡幹一些小小的「歹代誌」，因而經常引來校工拿著長柄掃把的追逐。我們當中有個天資聰慧的女生名喚許洋主。她惹事的手段高超，怪招點子特別多，是我們共犯結構的領頭羊。

     升上了高一以後，洋主身染連醫生也診斷不出名堂的「怪症頭」。她三天兩頭就「頭暈目暗」，四肢無力，過幾天卻又無藥而癒。這種情況周而復始，沒完沒了。後來乾脆請了長期的病假專心靜養。她養病的方式也與常人不同，不是在家接受親人關愛貼心的照顧，而是住到離家稍遠，高雄市「內惟」地區的「鼓山巖」靜修庵內誦經與禮佛。下課後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經常騎著腳踏車到「鼓山巖」去看她。那時的鼓山巖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沉澱著一份古老歲月的滄桑。我們聚集在清蔭覆地的空寂院落，高談闊論一些屬於十六、七歲青澀少女不著邊際的願夢。噪雜高亢的談話聲有時引來了年長師姑譴責的眼神。

     初識洋主的妹妹阿桂就在那長日寂寂，鼓山巖清靜無垢的庭院中。伊當時年約十歲，有一頭褐中帶黃的頭髮。我們幾個大女孩嘰嘰喳喳，爭先恐後搶著發言，伊只站在一旁安靜地聆聽。伊的眼神深沉穩定，不知隱藏的是一份對長姊及其高中死黨的欣羨？還是因為我們沒完沒了的噪音打破了庵內的清寂而覺微嫌？以後每次去到洋主家，阿桂的態度永遠都是一樣～有問才答，長話短說。伊是一個早熟文靜的小女孩。

    三十年別後再相逢……。

     1963年大學畢業之後，我返回高雄，教書、結婚而後出國。許洋主則續留在台大歷史研究所完成碩士學位。拿到了碩士學位後，她隱居於新竹獅頭山某處古剎裡，自學巴利文與西藏文，並專研佛學經典的深奧義理。自此茫茫人海兩人失去了聯絡。時光飛逝，到了1995那年夏天，「全美高中漢語教師研習會」在台北師範大學舉行，我是研習會的其中一員，懷著滿腔返鄉的喜悅快樂成行。

    搭機返台的前幾天，我在Houston家裡隨興翻閱從華人超級市場免費拎回來的中文報。打開其中一頁，意外的驚喜，我看到了洋洋灑灑大篇幅報導並兼附照片的文章，醒目的標題映入我眼簾的竟然是「台灣佛學譯經大師許洋主」。生命中再度的緣起，我與她終於相會在七月盛夏的台北城。乍一見面，仿佛歲月並未流失，我們的心情依舊，口氣未改，屬於初高中那段彼此曾經擁有的悲歡記憶，紛紛湧上了心頭。

     「走，帶妳到我的住處。」洋主說。

     「在哪裡？遠不遠？」我問她。

     「在金門街。」她帶我走進師大牆邊曲折迂迴的小巷，最後在一棟靠近新店溪的四層公寓大樓前面停住了腳步。

     「就是這裡」她說。

     「你買的公寓？幾樓？」我問她。

     「我哪裡有錢買房子？是我妹妹一家的。」

     「哪一個妹妹？」

     「阿桂」

    我隨她走上了樓頂以木板與鐵皮搭建的小屋。門口掛一片小小的木牌，上邊寫著「如實佛學研究室」。進得門去，幾張合拼排放的書桌，凌亂堆滿了佛經與翻譯經文的稿紙。洋主生平最大志業，是翻譯佛門聖典【金剛經】。因為她當晚有約，要去佛堂講經，我不能久留。下樓時，走到樓梯拐彎處，洋主指著緊閉的一扇房門說：

    「這是阿桂的房間。」

    「我想看看她，方便不方便？」我興起再見黃髮女孩的念頭。

    「她病了，心情黯淡，除了至親，什麼人都不見。」

    「誰人不生病？年紀輕輕就這麼想不開，妳這個佛學大師的老姐是怎麼開導的？」我語帶玩笑。

   「不是小病，是卵巢癌，承辦華隆一案心力交瘁，延誤惡化。」洋主說著，神色慘然。

     「什麼？」我嚷嚷起來，一腳幾乎踩空，差點掉下樓梯。「那個傳詢交通部長張建邦，羈押華隆企業巨頭翁大銘的許檢察官？就是妳家阿桂？」

     那些日子，偶翻海外中文報紙，斷續地知道華隆案翁大銘，立法院十三太保，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當眼角末梢掃過承辦該案的許檢察官名字時，雖覺似曾相識，可是那連名帶姓又帶頭銜的一堆文字長而礙口，看完一遍反覺生份，記憶的連鎖就此被打斷。當時下樓時沒有堅持進伊房間去探望，機會一失，從此與伊陰陽陌路，人天永訣。

     阿桂的告別式完成以後，當天晚上洋主給我打了越洋電話。她告訴我，當天的儀式會場肅穆莊嚴，鮮花生果鋪滿供桌，師姑蓮友殷勤誦經，夫婿兒女身穿海青素服，雙手合十含淚相送。除惡雖然未竟其功，但已耗盡全部心力。且把缺憾還諸神明，西天路上，但願阿桂走得從容。

 不容青史盡成灰……。

     阿桂喪禮過後，遺體火化。台灣國史館不忍青史盡成灰，已決定為伊立傳。阿桂走了，萬緣皆放，而華隆案二審未結，翁大銘早已保外逍遙。阿桂壯志未酬，以身殉職，一生事蹟留待後人談。

     但在我心深處，她不是什麼現代女包公，忍者桂，也不是那個不畏強權施壓，只求公義在人間的黑袍鐵面檢察官，她只是我同窗好友的妹妹，永遠永遠的黃毛小女孩。

                                     (1997/2024年12月修訂)

 

 

 

 

 

 

青青校樹

 我小時候沒有上過“排排坐，吃果果”快樂無憂的幼稚園。因為入學那年(1946-1947)，區內的國民小學尚未設立幼稚班。進入小學一年級之前，斷斷續續從「厝邊隔壁」的大孩子口中聽到了不少可怕的警告。他們說: 「不聽話，老師會給你罰站」﹑「寫字少筆劃，會被老師打手心」。他們甚至把被罰「半蹲膝扛椅仔」痛苦的滋味，仔仔細細形容給我和同齡的孩子聽。

他們還建議在書包裡放一盒萬金油。被打手心前先抹一點萬金油，手心涼涼的，就不會感到太刺痛。我們幾個即將入學的小孩被嚇得瞪大眼睛，緊閉嘴唇，大氣不敢喘一下。入學那天，我懷著幾分驚惶畏懼的心情，任由母親拉著，一步一步地走向離家不遠的「高雄市立三民國校」。

走進校門到達操場的新生集合地點，經過了一番折騰，各班的級任老師總算找齊了自己的學生並帶進了教室。我的班上大約有五十個學生，按高矮順序分配了座位後，老師轉身面對黑板，拿起粉筆寫了兩個字～康碧(當時我們一群小文盲並不知道那是她的尊姓與芳名。﹚，然後轉過身來用右手指著前面那個字說她姓康，以後就要叫她康老師。

她剛自台南長榮女中畢業，是全無教學經驗的菜鳥老師，面對著我們一年級菜鳥學生，顯得有點緊張。她點名點得慢，聲音也不大，大家都不知道她叫的是誰。站在走廊上的家長聽到了，趕緊大聲呼叫自己的兒女(～呆坐著兩眼直瞪著黑板的小木雞)：「老師在叫你啦！趕快說『有』」。」康老師也覺得不好意思，乾脆就叫我們自己報名。雖然師生說的都是台灣話，沒有語言障礙，但是也鬧了大半天才把名點完。很多小朋友只知道自己的日本名字轉化而成的小名如「阿ＫＯ啊」，或者純鄉土的「阿英」、「阿雄」等，不知道自己的全名。不像現在的台灣，很多新潮派父母，在家用中文連名帶姓地呼叫自己的孩子。

第二天上學還是被母親帶著去。我還穿著和第一天同一雙木屐。到現在還會想起幾乎已屬於「前世」穿木屐上學的場景。母親雖然是住在巴洛克式(Baroque) 雕花西洋樓長大的富家千金女，但生性不愛「澎風」，穿著打扮一向樸素。我記得很清楚，全班同學，除了兩個醫生家的女兒穿著漂亮的、繫著蝴蝶結的小皮鞋之外，半班以上都是赤足小天使。我穿了一雙日式夾腳趾的木屐已經算是相當有「體面」。康老師叫我們把剛分發的筆記本、教科書、彩色紙等都放進書包後，接下來就是選舉班長。因為彼此互不相識， 所以沒人敢開口，康老師沒辦法只好叫一個個子大一點的孩子暫且代理。她囑咐代理班長，當老師走進教室，就大喊一聲「起立」，全班就站起立正;老師走到講台上時，就喊「敬禮」，全班就彎腰行禮;班長再喊「坐下」，全班就屈膝坐下，動作要全體一致，俐落整齊。如法炮製了幾次之後，上午就匆匆過去，我們就放學了（那時低年級分上午/下午兩班制）。學校好像沒有原先想的那麼可怕，我感到比較安心了。

第三天清晨，母親叫我自己去上學。跟母親走熟的路，單獨一個人走起來怎麼覺得無盡長？我頻頻回頭，以為自己走錯了方向，直到路口出現了學校的大門，焦慮的心情才安定下來。走呀走呀到達校門口，看到兩旁各站著兩個身穿制服，手執長棍，高大威武「兇霸霸」的高年級男生童子軍，我竟然腳骨發軟走不進學校去。

我在校門口的馬路邊踱來踱去，無計可施。一再鼓起勇氣但雙腳就是不聽使喚。心裡也知道再不進去就會遲到，遲到是會受罰的。怎麼辦呢？正在那裡急得快要哭出來得時候，校門內走出來了一個救星～鄰居讀高年級的大女孩。她不知道我是因為懼怕站崗的童子軍而不敢進門，還怪我在外邊貪玩呢！她拉著我快步走進教室時，上課的鐘聲正好響起。

我明明記得很清楚，起立之後是敬禮，然後才坐下。可是，當班長喊過“起立”，全班一致站起向老師行禮並呼叫「老師早」之後，“坐下”的口令尚未響起前，緊張過度的我竟然一屁股就跌進椅子裡。「椅仔」響得超大聲，全班同學不約而同轉頭看我，然後爆出了一陣大笑。康老師默默地看了我一眼，並未責怪我，但我那忍了一早上的眼淚終於如瀑布般傾瀉下來。鄰居姐姐正好走到走廊看到了這一幕，她笑彎了腰還「無夠氣」，放學回家後更到處喧嚷，害我成了家人鄰居好幾天的笑柄。

見到國父銅像和老師一定要敬禮的日子倒也過得很快。轉眼就拿到了生命中第一份學期成績單。我注意到名次欄上寫了一個「３」字。「３」字我懂，但不明白“名次”的意思，當時也沒敢問老師。拿了成績單回家交給父親，他接過去看了一下就遞還給我，沒有表示什麼意見。等到下學期的名次由「３」變成了「１」的時候，我還是沒完全明白名次好壞的順序。上學期第一、二名的同學都因為搬家，前後轉學到“鹽埕國校”去。我覺得我的第一名只是自然地“升”上去而已。

等到爸爸看到了成績單臉上露出了笑容並對我說:「真好!進步了!」，這才知道第一名原來比第三名好，把已經逼到舌尖， 想要告訴他(同學轉校)的消息，趕快吞進肚子裡。在那個年代，查看孩子們的功課與成績單，都是父親們的份內事。母親們似乎都在廚房忙著柴米油鹽每日三餐，不然就是躺在床上「生嬰仔做月內」。

升上小二以後，學校多出來一項前所未有的課外活動。第二節下課後，由導師帶領，各班排隊到操場去喝牛奶。校工把美援的奶粉，倒進熱水沸騰的大鐵鍋，攪拌了幾下，就成了全校師生的營養飲料。沒滋沒味的脫脂牛奶實在很難喝，可是有老師看著，我們只好當作喝藥水, 愁眉苦臉閉起眼睛「咕嚕咕嚕」吞下肚。後來，老師當眾宣佈，可以把牛奶帶回去讓家裡人滋補身體，於是我每天就背上書包，雙手抱著一個大玻璃瓶到學校去。

有一次，我在教室裡失手把灌滿牛奶的瓶子摔破在地上。玻璃碎片加上牛奶汁濺滿了一地。當我嚇得手足失措，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康老師三腳兩步匆忙跑過來。她先查看我的手掌是否受傷，然後很快接過旁邊同學手中的掃把，忙著幫我收拾殘局。從頭到尾，她並未責備我一字半句。

七十多年歲月如夢一般逝去，如今每當回想，我不但對康老師還心存感激，而且在自己長大並身為人師之後，對於不聽規勸﹑隨意犯錯的學生，我都能忍住怒氣，盡量避免開鍘記過的處罰，給予學生溫婉平和的對待。這不能不歸功於當年康老師對我的影響，我謹記她給我的“愛的教育”並盡力延傳下去。

升上了中年級以後，不但讀第一名還當上了班長，我就喜歡上學去了。我在班裡結交了一群死黨。我們上課的日子乖乖坐在教室裡，不上課的日子就去操場踢毽子﹑跳繩﹑溜滑梯與盪鞦韆。周末學校的禮堂舉行「民眾同樂晚會」的時候，我更一馬當先跑到學校去。總覺得自己是晚會的小主人，幫助「厝邊頭尾」的老阿伯﹑老阿姆在禮堂內找座位﹑送茶水是「應當e代誌」。當外省籍老師或家長與老阿伯/老阿姆陷入“雞同鴨講”「講話攏聽無」的窘境時，我轉身一變就成為一個稱職的通譯員。

  當年才三十出頭，留學日本讀藥劑學的父親可算是區內的一方俊彥。他常帶一些瓶瓶罐罐﹑藥水﹑紗布等材料上台去「變把戲」，而我理所當然就成了他的隨身助理。父親叫我握緊玻璃試管並高高舉起，他把不同名稱的藥水攪混倒進去，管內的透明液體就逐漸變出紅、藍、綠、紫等不同的顏色。台下滿場的觀眾拍手叫好，我就覺得“與有榮焉”。

晚上到學校去只能乖乖地與大眾聚坐在一起，絕對不敢離群跑到黑暗的地方去。日治時代留存下來的校園，到處充滿了鬼魅幽靈的傳說。燈光暗淡的廁所，老態龍鍾的大榕樹，絕對是幽靈出沒的所在。當時聽過，至今還餘悸猶存的最恐怖的傳說倒不是白衣長髮，暴眼吐舌「林投姐仔」那一類女鬼，而是有人傳說，夜晚在學校的木製樓梯邊，看到兩條穿著日本木屐的「腳腿」（沒有身體與頭臉），一歪一歪地爬樓梯。那麼簡單的兩句描述，可是閉起眼一想那景象卻比鮮血淋漓、口吐長舌的傳統鬼魅更恐怖。那個「穿木屐的腳腿在一歪一歪爬樓梯」的鬼話一直跟著我長大。至今想起還覺得毛骨悚然。

 上了六年級以後才稍解人事，“初中入學考試”這名詞就經常掛在老師的嘴邊了，但是我們並沒感到太大的壓力。每天下課以後，有事沒事， 還是喜歡在校園裡溜達。漸漸地，耳邊風會吹過一些男生愛女生的羅曼史(romance)。但這些傳說猶如南台灣午後的「西北雨」，淅瀝嘩啦一陣很快就過去，誰也沒記在心上。但是有一樁畸戀的悲劇，如今還深植我心絲縷難忘。

故事中的男主角是我們的體育老師，姓鄭。女主角是我們的音樂老師，姓林。聽說鄭老師原先「甲意」的是康老師，因為她比較年輕且更漂亮。可是康老師對鄭老師的甜言蜜語並不欣賞，對他不大理睬。鄭老師轉而追求林老師。林老師的住家是一棟日式宿舍，深藏在校門口對面的小巷裡。它圍著矮矮的竹籬笆，門內花木扶疏，優雅又清淨。林老師父親早逝，與寡母同住相依為命。老太太性情友善，對待她女兒的學生非常親切，所以我們常在放學後，往她們家的竹籬院落跑。

  不知從何時起，向晚的校園樹下或幽靜的角落，經常出現壯碩高大的鄭老師和長髮苗條的林老師在那兒輕輕地說，悄悄地笑。不久以後，男生就開始傳遞著新鮮的消息～他們在戀愛囉！「戀愛」是什麼「碗糕」？在1950年代“制式化”教育下，小六女生的腦海裡，其實只是一片迷濛的煙景。

然後，我們就發現林老師生病了。她臉色青白，身體消瘦，眼眶紅腫，不時偷偷地擦眼淚。我們滿頭霧水還搞不清狀況的時候，更奇怪的事發生了～鄭老師忽然失蹤了。記得他曾向我們提起， 他住在很遠的鄉下，家裡有茶園與山地。我們以為鄭老師只是請幾天假回家去看看。但是很多個「幾天」都過去了，還是看不到他的人影，他好像從地球上消失了。

 林老師的臉色越來越青黃，但是腰身卻越來越腫漲，肚子都凸出來了。我們都以為她得了我們小時候患過的「症頭」～「生面虫」（生蛔虫），才會面黃肌瘦，腹鼓如水蛙。不久，林老師也不來上課了，據說是在家養病，後來又被送到醫院去。當我們再到她家探望的時候，房間裡多出來一個啼哭蠕動的「幼嬰仔」，林老師卻變成痴痴呆呆的另外一個人。她傻傻地坐著，看見我們也沒反應，眼裡一片空茫。我們都嚇壞了。她怎麼會變成這樣？

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告訴我們（那時我們年紀小，老「奧巴桑」竟然也對我們訴苦，真是苦到極點，必得說出口發洩才能活下去吧?!），幼嬰仔是林老師剛生下來的孩子。父親就是鄭老師。當林老師告訴鄭老師她已懷孕，要求結婚時，他立刻向學校提出辭呈並逃之夭夭。後來更聽說鄭老師其實早已結婚，妻子留在家鄉管理茶園並伺候公婆。他一定像烏龜一樣， 在老家的暗室縮著頭躲起來了，因為我們對他都很生氣，忍不住就會這樣想。

我初中再回到母校去探望的時候，校樹青青，景物依舊，林老師已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幼嬰仔已長成了一個白胖可愛的三歲小男孩。他不解人事滄桑，在竹籬院內與阿媽共度著寂寞的時光。

(2024年7月修訂)

 

 

 

 

 

When Destiny Came Calling (緣起) Translator: An-Da

 

When Destiny Came Calling   (緣起)       Translator: An-Da

I met him by chance. Eight years of love drew me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altar and reception hall, but with rationality and courage locked in a tug-of-war all along the way.

Back then he was merely a low-paid teaching assistant at the university.  After marrying we lived in the faculty dormitory.  The two-story flat-roofed building was made of red brick, bordering a thicket of jade-toned bamboo, with a shallow brook trickling by the feet of the bamboo clusters.  We lived on the second floor.  Because the family downstairs enjoyed gardening, the backyard of our home was thick with lush vegetation, bringing me deep joy.  A grapevine grew on the corner of the building. Its slender vines and green leaves wove a cover for the frame of our north-facing window. Outside this window I hung a small wind chime on the eave beneath the roof. Every morning at the first glimmer of dawn, the grape vines and leaves had the appearance of a green wave undulating in reaction to the wind. The wind chimes also rang right on schedule: ding dong, ding dong, the crisp sounds penetrating into the remnants of my dreams that lingered while I had still not fully awoken, giving the young me the mistaken belief that my life would forever have this kind of poetic tenor. The vicissitudes and mundanity of reality would not get near me.

It felt like just a mild cold. With the sense of invulnerability imbued by youth, and aversion to medical fees, without much thought I bought a few packs of a popular brand of over-the-counter cold medicine and voraciously swallowed down the pills.  My condition worsened over the next few days.  I laid in bed with dizziness as if the world were spinning around me.  The smell of food brought an acidic taste to my mouth. I suffered this way for over two weeks.  Unable to bear this any longer, I reluctantly went to the clinic on the main street. The doctor asked about my symptoms and ran some routine tests, then with confidence said "It's not a cold or stomach issue, you should go see an OB-GYN."

I stalled and stalled but eventually dragged myself to the obstetrics hospital. After I endured a series of indignities, the doctor calmly said "You are pregnant." These few simple words struck my worried and anxious heart like a bolt of lightning coming down from clear skies, draining my hands and feet of all warmth.  We had been married for not even three months.  I had not had enough time to adapt to being a wife, and we were still getting used to living together, and now I had to immediately level up to being a mother? More frightening was the stark reality that our paltry savings would not be able to support a child coming so early.

The powers that be endowed my husband with an optimistic and carefree mindset. He is a firm believer that things will always work out in the end. "Every problem has a solution," he not only said often, but also lived his life by that principle. Of course he would invariably not come up with the solution until the very last minute, as if he felt that by solving the problem too early he would not be showing proper respect to the challenge the universe had arranged for him. Those days the competition on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had become extremely intense, and cram schools promising guaranteed success were propagating like rabbits. As a favor for a friend he once filled in to teach a chemistry review short course at one of these schools, and the response from the students was like a standing ovation in a packed theater.

Subsequently the school's general manager practically wore a hole in our home's front porch and wore out his lips trying to recruit my husband. He offered a big raise, special benefits, and more, but my husband paid him no mind. The manager then tried to enlist my help in getting through to my husband. But before I could even try, the man of our house emphatically refused, his head shaking like a pellet drum. His rationale seemed high-minded but also a bit idealistic: first, the cram school was too far away (at that time the poor teaching assistant's only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as a bicycle); second, he preferred to spend his precious time and energy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improving his English, rather than wasting it just to make a buck.

"But what will we do when the baby arrives?" I repeatedly asked him.

He always replied with his usual motto "We will figure it out when that time comes."

The days that followed were a tumultuous nightmare. The unborn child brought me layers upon layers of suffering in a multitude of forms. My tears flowed relentlessly like the cold late-autumn rain. We were so young then, and utterly unprepared psychologically. We were totally unaware that moodiness and fear are very typical during pregnancy. I felt he was inconsiderate, cold, and insensitive.  He thought I was weak and making trouble for no reason.  He said that the women back in his home village would be working in the fields even with a pregnant belly the size of a watermelon, and did not see childbirth as being any big deal. Unlike them I was emotional and fussy to no end.

Every attempt to sleep made me dizzy, and every attempt to eat made me nauseous; I felt like I vomited out nearly my entire stomach and intestines. After vomiting I would cry so hard I practically shredded my intestines. Our vows about "for better or worse" and "til death do us part" were gone with the wind. When I was feeling sorry for myself, I genuinely envied those in arranged marriages. Then when you felt sorry for yourself, at least you had someone else to blame. Your parents would let you complain, and then in turn they could blame the matchmaker and regret arranging the marriage in the first place. After a few more weeks of conflict and misery, we returned to knock on the door of the Ob-Gyn.

"What? You want to abort the pregnancy?" exclaimed the silver-haired doctor in reaction to our request. Pushing up his eyeglasses at the bridge, he looked us up and down. The humiliation from his glare made me forget momentarily that this pregnancy was not out of wedlock. I quickly stuttered out a justification: my husband earns little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He is dead set on studying abroad. And despite having a degree from a top university (as if the name of one's alma mater proved one's good character), I am in an unfamiliar place with nobody to rely upon, unable to find a job so far. So we are not financially stable…  " The elderly doctor cut me off by saying, "How about we do this... Write your parents for their input. If they have no objection, then come back and see me."

I summoned the courage to write the letter to my parents, and sent it by express delivery. The letter arriv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My mother came to me on the first train of the morning. On entering our place, before even sitting down, wagging her finger at my forehead she gave me a good scolding, along with a reprimand from my 78-year-old grandmother

"You are not thinking clearly. You want to abort this pregnancy? By the time I was your age I had already birthed you and two more of your siblings! And have you any idea how long your grandmother has waited to become a great-grandma?" And so it came to pass that we kept the baby.

To allow my husband to focus on preparing for the qualifying exams for studying abroad, I moved back to the home in which I was raised, defying the traditional notion that after marriage a daughter belongs fully to her husband's family (so is a bad investment of her parents' efforts to raise her). My mother accompanied me to the prenatal exam. This very well-respected doctor said to my mother in Japanese: "Your future grandson is large, and your daughter's pelvis in on the smaller side, so the delivery will probably be difficult." I could understand Japanese, and the doctor's assessment shook me to the core. Through the days and nights that followed, the words echoed in my ears: difficult delivery…difficult delivery…  In a nightmare I saw a mangled infant, and myself on the delivery room table as a pallid, ice-cold body on the verge of death. Awoken by this horror, a cold sweat soaking my entire body, with the light of a bleak moon casting long shadows through the window, my feelings of helplessness and misery worsened.

For four days and nights I struggled through the labor pains from the slow contractions spaced five minutes apart that left me unable to sleep or eat. Through this I learned first-hand the meaning of true suffering, of an intensity that pierces through your heart and every bone in your body. Through this I realized that the more accurate term for a birthday should be "Mother's Suffering Day."  After I had expended every ounce of strength but failed to accelerate the contractions, the doctor proceeded with a C-section.  "Shua" went the scalpel cutting through flesh.  (For a long time afterwards I would have flashbacks about this sound, making me relive the moment of sharp pain followed by a tingling sensation through my entire body.) "Keng keng, qiang qiang" went the forceps and metal clamps as they closed. "Xi xi, suo suo" went the delivery table, rattling from the battle of wills between the doctor and the infant boy unable to exit the womb on his own. In my semi-conscious state this collection of ear-piercing sounds transformed into the soundtrack of a scene in which tides violently crashed into a massive rocky cliff on a hazy December day. After a crescendo of pain that hit me like an avalanche, an infant's vigorous cries filled every corner of the room, dissipating all my hallucinations and restoring a stillness, finally bringing this ordeal to a close.

Shadowy images of people flickered in the chaotic delivery room.  My borderline astigmatic eyes could barely make out the blood-soaked doctor, my anxious and exhausted mother, and, standing at my side, my husband with his head dripping with sweat, seeming not to know wha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s hands and feet. The doctor presented to me the blood-covered newborn. While the baby cooed I saw a trickle of blood flowing from a small wound at the outside end of his left eyebrow. The doctor remarked that this cut is where the forceps clamped down. We were monumentally lucky that the spot was a bit slanted, otherwise the baby's left eye would have been crushed. A few years later, when the boy had come to love listening to stories, never tired of asking me to tell him his origin story. On some occasions before the end of the story he would run and grab a hand mirror, then scrutinize and poke at the small scar at the corner of his eye. I had no idea what thoughts were going through that little head of his.

After sleeping slept straight through the evening and night, I was roused awake by the sparkling June morning sun of southern Taiwan and the greenish radiance of the mountain outside the hospital window. A nurse pushed a stroller into the room and towards me. As I brought the child to my bosom, a wave of joy and awe washed over me. I had not realized that the incredible pain of rending apart your flesh to produce a life could lead to such intense happiness. The first time father, leaning in to examine his squirming son, at first stared blankly and looked confused. Then he quickly smiled at the boy, yearning to understand the myster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m and this little thing that was just barely taking human form.

The child that 30 years prior we almost did not keep has not only grown up and completed his studies, last year he leveled up to becoming a father himself. His baby girl has a broad forehead, big and sparkling jet-black eyes, fair skin, and a deep dimple on her right cheek.  At first sight I knew I had encountered this cute baby before. Her broad forehead came from my father. The dimple was passed down from my mother's mother to my own mother, a marker now reaching the 5th generation of my family. I finally understood that our children are how our ancestors live on. In this baby girl's sounds, appearance, and smile, in these familiar eyes and facial structure, I could see the circle of life and the threads connecting the generations, bringing the past into the present and keeping the hallmarks of our family in circulation.